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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
作者:酒徒,更新时间:2006-12-25 0:32:00,完成字数:9990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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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发展到第十四章，酒徒终于可以借武安国之口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平等。可能很多读者觉得酒徒太理想化了，但在《明》这本小说中，平等将要贯穿其始终。因为这是酒徒的理想国故事。 为什么有人喜欢读虚幻的故事，大部分原因是故事里可以让现实世界中不能满足的地方得以实现。有人称之为YY. 酒徒小时候，喜欢听评书，听《明英烈》时，觉得非常过瘾。等长大后，看明史，才知道英雄的故事背后，还有胡维庸案，兰玉案，有靖难，沉重的血腥气让酒徒每每不能呼吸。有时候，酒徒就思索，是什么使悲剧一再的重复？ 是朱元璋一家的道德问题吗？是皇帝的精神问题吗？答案很明显，不是，是整个中国的思维出了问题。可以说，明朝的建立初期，正是中华民族经历了蒙古人的近百年压榨，民族意识渐渐开始觉醒时期。终明一朝，都在寻找一个不让亡国灭种悲剧重演的办法。然而，他们没有找到，只找到了理学。找到了无所谓民族和国家，只有皇帝和奴才的后儒学。 酒徒以为，平等是一种追求，是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的一种精神支柱。诚然，人生下来，他的经济情况，地域状态和家庭教育就发生了差别，健康和智力也不尽相同。但这不意味着，占有优势的人就应该比处在劣势的人享受更多的权利，通俗一点，不意味着精英可以随意把百姓权利踏在脚下。西方在近代把东方远远甩在后面，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从宗教上就有对平地的认可。酒徒读《简.爱》，感触最深的就是“正如我们的灵魂穿越了坟墓，一同走到了上帝面前，在他面前，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可以说，平等二字，构成了现代西方民主的基石。而特权二字，是东方儒家文化的根本。 有人可能不同意这个说法，但酒徒问一句，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普遍在民间信仰的释家，有一句关于人生而平等的论述吗？在东方，儒家讲究尊卑与顺从，道家的天庭里神仙们也要分高低大小，分出层层等级。而佛呢，从佛、菩萨到使者、童子，等级一点也不比人间少。 东方人喜欢武侠，喜欢清官，喜欢一个有特权的人用特权来清理黑暗。然后，一旦特权被黑暗所掌握，人们能怎么办呢。比如武侠中武功最高的偏偏是坏蛋，希望中的清官偏偏是巨贪。通常人们就会和强权去合流，美其名曰：审时度势。所以产生黑社会，产生汉奸。其实历史上的汉奸们是最会审时度势的。 也许，你认为酒徒这番废话是在菲薄东方文化，宣扬西方民主。酒徒不能要求你改变想法，只是想告诉你，西方虽然也有很多不公平的现象，但是，在现代西方国家诞生那天起，平等已经被认同。比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在建国之前的《独立宣言>里，已经宣布，他们不是为了改朝换代，他们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生长平等、自由与幸福。“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对于政府和百姓，宣言者明确表示：“政府对这些目标具有破坏作用时，人们有权利改变和废除他”。这些话，和我们国家古往今来的“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差异，不用酒徒再罗嗦，相信你也能看得出来。 现在我们羡慕美国的强大，其实，我们更应该清楚的看到，美国的强大并不仅仅建立在他的科技领先上，不仅仅是“船坚炮利”，而是在建国初期，那个理论的基础,那个人人平等的诉求。正是基于这个诉求，才有当反对者说话时，大家可以义正词严的说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而不是为了捍卫绝对真理而封住他的喉咙，无论是采用强权、武功还是其他魔法。顺便说一句，如果网络小说停留在武功、魔法或高科技的掌握者绝对正确和拥有绝对权利，可以把他人利益踏在脚下的基础上，就和清官戏没有了差别。这，必将是网络小说的悲哀。 酒徒马上去出差，如果大家有关于此段文字的探讨和争论。请发到酒徒信箱：tigermeng12@vip.sina.com 另外，《明》诞生后，很多相同题材的作品紧随其后，酒徒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创造自己的理想世界。但当你借鉴《明》中的科技、发明和其他时，请别忘了，除了这些，小说中还有两个字，平等。 |
这是一位朋友给酒徒的资料，关于明代。不多说，一声叹息而已。如果读者年龄超过27岁，希望你能把此文读完，有点长。 转自西塞论坛--明朝的癌症-从内部烂掉的汉族朝代 明朝的癌症-从内部烂掉的汉族朝代 作者：吴思 国的传统社会和政治组织是从西周开始的家国体制，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这个体制对中国的一统和繁荣确实有莫大的好处，但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就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对立面了。皇帝有自己的家，大臣也有自己的家，各个家都是国的一分子，但各个家都想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利益。这种扩大，是借用权力，从其他的‘家‘(权力小的)抽来的，对社会总财富的增长毫无用处。就好象癌症一样，明朝到了后期肿瘤扩散到全身，即使到了南明，福鲁唐桂诸王王朝内部，各王之间，仍然是你争我夺，私利高于一切。桂王手上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时，孙可望李定国两个人还是斗得不亦乐乎。这种朝廷，不灭亡真是没有天理了。 明朝的灭亡，是最典型的从里面烂掉的例子。唐宋辽金元清诸朝的灭亡，外部压力或内部的民族与割据问题是主因，只有明朝是从中期开始一点一点烂下去，外部的压力只占很小的份额。没有满清，明朝一样要完蛋。 有人说张居正是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这个我也是相当赞同的。万历初年明朝居然还可以有这个一样良好的财政局面，不容易阿。不过反思之，在旧体制里搞这种改革，纵然有短期的效果，长远看来不过是暂时直接补充一些营养罢了，癌细胞不除，很快又会消耗得干干净净。纵观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改革是真正成功了的。为什么国家要改革? 不管是王莽，杨炎，王安石还是张居正，都是因为国家的正常经济秩序被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者打乱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流到了癌细胞那里，国家财政自然吃紧。井田也罢，两税法也罢，方田均税法也罢，一条鞭法也罢，本质上都是要把被癌细胞抢去的部分社会财富重新由国家来控制，并尽可能的缩小分配不公。为什么他们最后都归于失败? 因为这些癌细胞不是一般的癌细胞，它们控制着大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利益被侵犯；它们宁可整个社会同归于尽也绝不会有一分一秒放弃自己的利益。这种社会结构我不知道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有没有，但是在中国，直到今天也是没有改变的。 其实我以为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是有序化程度，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宏观方向就是社会宏观尺度上的越来越有序，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社会契约越来越严密。抛开那些容易被感情影响的伦理及哲学说教，从经济和法制的角度来看，独裁与民主都不是目的，而只是有序化管理的手段。日本历史上比中国还要没有自由民主，但它的社会秩序并不象中国这样周期出现癌变；印度和拉美都是所谓民主国家，可是腐败一样厉害。我以为研究明朝灭亡的过程，其着眼点可以放在家国体制是如何逐步诱发癌变，导致社会秩序的瓦解甚至社会的同归于尽的(每一次改超换代，中国大概都要损失一半的人口，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历史部分，明史是很值得关注与探究的。汉文化到明代已到了烂熟出脓的境地，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呈现出结构性的非颠覆无以再造的溃烂。游牧民族的清新作风延缓了崩溃，也相应延迟了再造。从文明而言，明是汉文明作为主要世界文明的终结。郑和海洋扩张的无以为继宣告汉文明扩张和上升的结束。百年后欧洲文明在美洲的登陆和在海洋的扩张完成了欧洲文明迈向世界主导文明的蜕变和越升。明是汉文明由盛而衰的主要切换点，值得研究。 刘瑾潜流——“财政阴史”的一个断面 吴思 一、 千年世界级巨富 我在“中青在线”网站读到一条2001年4月9日发布的消息，标题是《千年最富50人中国6人上榜》，全文抄录如下： 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该报日前选出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目前仍然在世的，包括身家过360亿美元的汶莱苏丹陛下哈志哈山纳柏嘉，以及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在入选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国人，出现时间前后横跨800年，他们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太监刘瑾、清商人伍秉鉴、宋子文。 《亚洲华尔街日报》还说，如果按征服土地来计算，在职业一栏是“征服者”，财富来源一栏是“掠夺”的成吉思汗可称“天下最富”。当时，蒙古人打下了1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明武宗年间太监刘瑾被处死后，人们从他家中搜出黄金3360公斤、白银725万公斤。明末国库仅得200万公斤白银。 清朝的和珅被查出贪污白银达2．2亿两。 20世纪30年代，宋子文在美学成回国后，迅即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由于其妹宋美龄嫁于蒋介石，宋子文更得到重用，且成为当时中国与美国交涉的主要渠道人物。有说在40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 伍秉鉴是十三行的买办，他继承了当时只得少数人获准经营的丝绸和瓷器生意，身家至少有好几百万银元。这种大视野看起来很痛快，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但我恰好留心过刘瑾的家当，也抄录过与明朝国库有关的一些数字，看了刘瑾家的金银数目便感觉疑惑，似乎数字太大了。至于明末国库的白银存量，更是错得离谱，张居正改革十年，国库丰盈，太仓（专门存银子的国库，又称银库）的白银储备不过600万两，亚洲华尔街日报却说刘瑾一家就有725万公斤，竟敢说明朝破败时还有200万公斤，其误差恐怕要有十倍百倍。如果崇祯真有这笔相当于二十年中央财政现金收入的白银储备，何至于上吊？李自成要是能缴获这一大笔银子，何必在京城以至全国大举搜刮，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隐约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个数字，李自成打下北京，发现太仓里只剩下二十多万两白银，不禁感叹道：这么个大国，只有这么点银子，岂能不亡？——我查不到这个故事的出处了，姑且摆在这里，仅供参考。 我相信自己的感觉不错，怀疑翻译错了，就上网搜索原文，结果在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SJ) 的网站找到了出处。翻译果然有些小错。下边是我选译的刘瑾简介(注1) 刘瑾（1452-1510） 社会地位：宫廷太监 财富来源：渎职 财产：金银 中国明朝一个富得惊人的宫廷太监。刘瑾滥用职权，聚积了巨大的财富。最后因叛逆罪而被处死时，他被发现拥有黄金1200万盎司（译者注：折37万公斤，而不是前译的3360公斤），白银2.59亿盎司（译者注：折805万公斤，而不是前译的725万公斤）。作为对比，明朝倒台时皇宫国库只有白银3000万至7000万盎司（译者注：确实可以折为200万公斤）。不过，关于刘瑾的财富的报道可能被严重夸大了，因为历史学家们要用他的故事警告人们：太监干政时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我并不想在数字和细节上较劲，要紧的是刘瑾荣登千年世界级最富排行榜这件事本身。我觉得刘瑾、和珅的上榜，揭示了潜藏在中华文明光辉表面下的大东西。我想深究的就是这种东西。华尔街错多错少并不要紧，只要在刘瑾“富可敌国”这个关键点上没错，我的深究便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地想多追几步，想算算账，折成人民币算一算，搞清楚刘瑾家到底有多少钱。我估计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对此感到好奇。 这一追还真追出了我自己的毛病，原来华尔街提供的刘瑾家产数字大有根据。 我总共找到了三组数字，第一组就是华尔街所依据的数字，也是最大的数字，即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亿两。华尔街把明朝的一两（36.9克）误为一盎司（31.103克），因而将刘瑾的家产低估了7.5万公斤黄金，150万公斤白银。我明白，数字太大了让人眼晕，多两个零少两个零早已没了感觉。这么说吧，华尔街的这个误差，仅仅白银这一项，就超过了明朝全盛时期国库白银储备的六倍。这可不是小错，如此大刀阔斧地削减刘瑾的家产，犯在他本人手里，一百条命也丢了。 这第一组数字见于郎瑛的《七修类稿》卷十三，陈洪谟的《继世纪闻》卷三。《明通鉴》说王世贞也引用过这个数字。这几个作者均为明朝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其中陈洪谟在刘瑾死时正当壮年，36岁，中进士十余年，当过刑部和户部的部曹，最后以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部长）退休。这样的人写起刘瑾来，如同今日在财政部和最高法院干过的人，以高级干部的身份退休后写陈希同或成克杰，五百年后的晚辈小子怎敢不洗耳恭听？ 第二组数字见于《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清）赵翼说刘瑾有黄金250万两，银5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算。这个数字大约只有第一组数字的五分之一，但赵翼也是大名鼎鼎的史家，这本书又以挑前代史家的毛病著称，考证详实，我等晚辈也不敢不重视。 第三组数字属于滑头数字。《明通鉴》卷四十二列举了第一组数字后，对比了汉朝董贤的42亿钱家产，梁冀的30亿钱家产，都比刘瑾差了一个数量级，作者夏燮因此怀疑对刘瑾的家产高估了。于是《明通鉴》宣布与正史保持一致，给了个“金银累数百万”的说法。“累数百万”，到底是一百万还是九百万？是金是银？单位是斤还是两？这里的每个差别都能差出十倍，作者一概模糊过去，这样的数字实在没法用。当然我们也可以取最保守的态度，一概选择小头，说刘瑾至少有几百万两银子。几百万呢？就选个最少的二百万吧。正德元年（1506年）刘瑾得势，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白银还不足二百万两。 从1522年到1532年，太仓平均每年的白银收入恰好是二百万两。 根据会计工作的谨慎原则，我这里采纳第二组数字。不喜欢如此保守的人，不妨把我的估算结果乘以一二三四五中的任何一个数，只要不超过五，就不算胡说八道。而担心后代御用文人将刘瑾妖魔化，拿刘瑾当替罪羊，宁愿保守至极的人，只要记住刘瑾的家产和国库每年的白银收入相当就行了——这笔银子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八亿人民币。 根据第二组数字，刘瑾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他珍宝无算。我们就不算“他珍宝”，再把黄金按当时的常规一比七折为白银，刘瑾的家产总值为6750万两白银——比张居正辛辛苦苦十余年充实起来的太仓还要多十倍。这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呢？在当时的平常年景，一两银子可以买两石米，按照米价折算，刘瑾的家产相当于254.88亿人民币(注2)。我刚刚上网查了，中国大陆只有一个人够格登上《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富翁排行榜，即前国家副主席之子，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荣智健，身家为10亿美元，不足刘太监的三分之一。 我们再冒说一句。有超人之称的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有多少钱？《福布斯》杂志说他的家产为113亿美元，在全球排第31名。李嘉诚1999年排名世界第十，这两年让那些IT暴发户挤下去不少。假如刘瑾活着，他的排名恐怕还要下降。只要我们像华尔街那样选择第一组数字，也就是把刘瑾的银两乘以五，按照米价折算，刘瑾的家产便是1274亿人民币，约153亿美元，比李嘉诚还要多40亿美元。 这么大的数字，可信么？我不敢相信把李嘉诚比下去的第一组数字，但足以把三个荣智健比下去的第二组数字就不好不信了。刘瑾一流的巨富，即贪污受贿渎职而成的巨富，在中国历史上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绝非孤立现象。前边提了一句汉朝的董贤和梁冀，积钱至三四十亿。明朝前有王振，后有严嵩、魏忠贤，其家产清单开起来也是一长串大数目，我就不拿这些数字烦读者了。 清朝的和珅恨不得比刘瑾还富。“中青在线”引用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说他有2.2亿两白银。我还见过更大的数字。据籍没其家产的清单记载，和珅有赤金58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当铺75座，银号42座，地产8000余顷。另有玉器、绸缎、洋货、皮张等库多座。没收的财产总计估银约8亿两，少说也顶四个刘瑾。乾隆末年，国家财政每年的实际收入为银4359万两，和珅的财产相当于清朝盛世18年的财政收入(注3)。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可见同代人的感觉也支持了富可敌国的数字。 二、 财政阴史 国库的银子汇集百川，来历分明，大大小小的河道渠道都是可以俯瞰拍照的。忽然间，一座大出十倍的水库惊现于国库侧畔，地面径流却只有孤零零的一条毛渠，即正四品官员每年288石米的俸禄，折合白银144两。按照这种流量，一口水不喝，注满刘瑾家的水库也需要47万年。实际上，司礼监太监刘瑾虽然也是四品官，但明朝的立法者认为太监无须拉家带口，用不了那么多钱，所以四品宦官的法定收入只有日常口粮和服装，折成银子还不及四品文官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地表径流需要500多万年才能注满刘瑾家的水库，而刘瑾的积累仅仅用了五年。理论与现实相差如此悬殊，难道可以不去考察解释么？ 只要一想到解释，任何人都敢断定：地表之下必有潜流，有阴沟，有地下河。“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就借用世界名人刘瑾的声望，称这套地下网络为“刘瑾潜流”。 古有食货志，今有财政史。我半路出家，孤陋寡闻，看过的史、志似乎都把重点放在地表径流上，罗列各州县的钱粮徭役，国家的盐铁茶马，酒榷商税，着重描述并解释种种明面上的开支收入及其变迁。但是我们已经发现，地下潜流在资源的总流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不描写“刘瑾潜流”的财政史只能叫“财政阳史”，如欲完整，还应该补上“财政阴史”。 “财政阴史”很难写，那些阴账暗账恐怕早在阴沟里烂没了，找不着了。这么说并不是打比方。清朝乾隆年间的著名师爷汪辉祖写过一本《学治说赘》，其中就扎扎实实地谈到账本问题，他要求建立四个账：正入簿、正出簿、杂入簿、杂出簿。正入簿“记银谷应征之数，及税契、杂税、耗羡等项”；正出簿“记银谷之应解、应支、应放、应垫之数，及廉奉幕修等项”；这两项都是明账。杂入簿“记银之平余，谷之斛面，及某岁额有之陋规等项。应入己者可质鬼神，人所共知，不必讳也。若额外婪索，是为赃私，不可以入簿者。”杂出簿“记应捐、应赠之断不可省者，及日用应费各项。”这后两项显然是小金库的账。 汪辉祖要求官员们经常算账结账。正入簿亏了，可以先用杂入账上的钱补。由此可见，清朝的小金库很重要，“断不可省”，官吏们管理小金库的账目也很有一套，来源和去向都很明白。主要来源当然是陋规收入，或是下级的孝敬，或是从老百姓手里搜刮的常例。主要去向则是不能不送的礼物等，也就是对上级的孝敬。同时还包括一些“正出”项目中没有的日常费用。 假如我们掌握了许多这样的账本，“财政阴史”就会好写一些，不过仍缺少“额外婪索，是为赃私，不可以入簿者”——对这个巨大缺口，恐怕只能拿抄家清单填补一二了。 我下边要做的，就是在刘瑾周围搜集一些历史碎片，尽量拼凑出“刘瑾潜流”在（明）正德初年的历史横断面。实在凑不上，就用其他年代的碎片代替，聊胜于无而已。 三、 抽水机规则 正德初年，刘瑾当政期间，兵科给事中周钥奉命去淮安查勘，在返京的船上自刎身亡。那一刀下手很重，身边人抢救时，周先生已不能言。从者拿来纸笔，周钥写下“赵知府误我”几个字后便死了。 按照级别，给事中不过“从七品”，还不如七品知县的官大。按照实际的地位和权力，六科给事中在皇帝身边负责监察中央六部和天下诸司，各部各地的大员们也不敢不敬畏三分。即使碰到皇帝本人的错误指示，只要不合圣人之教、祖宗之法，给事中在名义上也有权“封驳”，顶回去不准下发。科道之官是官场上的鹰，是最高层级的食肉动物，是以各级官员的身家性命为食的动物。在科道任职，成为六科给事中或十三道御史的一员，乃是明朝读书人的仕宦美梦，一个美梦成真的人何必自杀？ 《明史》卷188上说，那时刘瑾当权，甚为骄横，奉使出差的人回来，刘瑾都要重重地索取一笔贿赂。周钥到淮安办事，与知府赵俊的关系不错，赵知府答应贷给周钥“千金”，以应付刘瑾，临走时又变卦了。周钥“计无所出”，船走到桃源时自杀。 读完这段介绍，我仍然不懂周钥何必自杀。一千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如今的40万人民币，诚然是一笔大数。但这笔贿赂即使像债务一样硬，确实还不起又能怎么样？竟值得自杀么？我猜，他大概太在乎那个给事中的地位了。好不容易登上荣誉的高峰，成了亲友和众乡亲的骄傲，忽然有可能丢官，荣耀将变为耻辱，半生的努力和未来的前程也一并付诸东流，这些东西加起来，不值得自杀么？——对我来说依然勉强。 最后，时人陈洪谟的一段记载帮助我理解了周钥的选择。据《继世纪闻》卷二说，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出京查盘钱粮，返京后刘瑾索贿，嫌那二位给得少，就说他们参劾官员失当，大发雷霆，用一百五十斤重的枷，将这二位枷于公生门。当时正是夏季，大雨昼夜不停，这二位就在雨中淋着。 原来是著名的一百五十斤枷。据《明史》卷95介绍，刘瑾通过亲信控制了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让两厂竞争，调动了特务们的积极性，并且有许多发明创造，用150斤重的枷套在脖子上，就是他们的发明之一。戴了这种枷，“不数日辄死”，《明史》卷192也说，“枷死者无数”，可见摆在周钥面前的前景多么可怕。既然很可能被活活枷死，周钥的自杀便有了选择安乐死的意思，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看了这个故事，不知诸位是否发现了点什么。我初读时感觉有点古怪，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古怪，更没有发现什么。后来又读了六七项记载，都是关于刘瑾如何索贿，不如愿就变着法收拾人家的故事，读着读着，忽然就明白了，原来刘瑾向我们展示了一条级别很高的潜规则。与潜流的比喻对应，我为这条潜规则想了个名字，叫“抽水机规则”。换一个比喻也可以叫“捕鱼规则”。 我读到的官场徇私舞弊故事，给我留下一个总印象：面对百姓，贪官污吏通常很生猛，取主动进攻态势；面对官场同僚，一般则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温和策略。按说，只要手里有乌纱帽之类的钓饵，不愁鱼不上钩。乌纱帽意味着合法伤害下级和百姓的权力，拿到这个权力便可以榨取更大的利益，这是很合算的买卖。换个比方说，人往高出走，水往低出流，只要有利益吸引着，官吏自然会流过去完成权钱交易。但是刘瑾不然。他根本就不用钓饵，根本就不拿利益吸引你流过去，他径直把钓竿换做鱼网，将进京的官员一网打尽，直接往官场里插一根抽水机管子，开足了马力硬往上抽。刘瑾的管子长度有限，口径也太大，通常够不着下层百姓。按照渠道系统的分类方式，最高级别的渠道为干渠，次为支渠，再次为斗渠，下为农渠，最下为毛渠。刘瑾看不上农渠毛渠，主要往干渠支渠里插管子。 周钥、安奎之类的中央监察官员，被刘瑾像堵住笼子抓鸡一般地随意收拾，其实他们出了北京就是官场上的鹰。在他们监视之下的地方官员很愿意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纳贿，明末也流传着给事中是受贿之王的说法。如今这些大王必须统一向刘瑾纳贿了。上述官场之鹰的总数，六科给事中有58人，十三道御史有110人。监察系统还有一批官员，大约20多人，他们挂着左右副都御史（近似监察部副部长）之类的头衔巡抚四方，常年在外，这些鹰也要统一向刘瑾纳贿。 《明史·宦官列传》说，当时内阁的焦芳、刘宇（近似国务委员），吏部尚书张綵（近似人事部部长），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近似╳的中统局长兼中央警卫局局长），都是刘瑾的心腹。他们变更原来的制度，令各地巡抚入京接受皇帝的敕命，同时向刘瑾纳贿。延绥巡抚刘宇不来，被逮捕下狱。宣府巡抚陆完来晚了，几乎被判罪，贿赂了之后才让他“试职”。《明史》卷186还提到一个叫冒政的清官，挂着右副都御史的头衔巡抚宁夏。冒政为官廉洁，刘瑾索贿不得，就找了一个岔子将他逮捕，又罚米三千石。刘瑾死后，冒政才恢复原官职退休。 比监察大员低一个级别的渠道，当属各省的行政长官。 《继世纪闻》卷二说，正德三年（1508年），天下诸司赴京朝觐。刘瑾下令每个布政司（近似省政府）送银二万两，交了钱才放人回去。银子则由刘瑾等人分用。各地官员无奈，纷纷向京师巨室借贷，回任后，为了还贷再加倍搜刮民财。这个过程假如反映到账目上，大概就是各地的“正簿”入了宦官的“杂簿”，各省长官回去后搜刮“杂入”，填补正簿中的“杂出”。而刘瑾等又从宦官的杂簿中领走了自己的一份。 《继世纪闻》记载的这次大规模索贿已经是第二次了。按照明朝规定，各地官员每三年入京朝觐一次。三年前是正德元年，刘瑾刚刚得势，便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一个人一千两银子，多的要到五千两。不给的则贬斥，给得多了则升迁。所谓“天下三司”，指的是当时全国十三个省的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分管各省的兵马、钱粮和刑名，号称封疆大吏。其中最大的官是都指挥使，正二品，每年的官俸为732石米，按市价折成银子不过366两。布政使（近似省长，从二品）的俸禄是每年576石米，折银不过288两，三年不吃不喝全孝敬了刘瑾也不够。这批人的总数，以每个职位至少设左右或正副二职计，大约有七八十人。搜刮一次便有十万雪花银的进项。 刘瑾的抽水管子也插向漕运、盐政、屯田和科举这些领域。这些领域的正式制度，譬如盐引制度之类，解释清楚已不容易，再讲明白其中的猫腻更费笔墨。我在这里只选一个科举方面的简单故事作为示意。 《明史》卷174说到一个叫安国的人，接父亲的班当了军官。正德三年，安国考中了武状元，分配到陕西三边当代理师长（进署指挥使）。这时候刘瑾索贿来了。安国和同时中武会举的六十人都拿不出钱来，刘瑾便发配他们下连当兵（编之行伍），随时听候调遣，禁止擅自归家。这六十人全部陷入困境，和戍卒生活在一起，几乎难以维持生存。而边疆的守臣害怕刘瑾，谁也不敢收用他们。直到刘瑾死后，安国才回到考试前的起点——接父亲的班当军官。 刘瑾也干过许多卖官鬻爵或徇私枉法的勾当，这属于权钱交易，不是抽水机运转。除了数额特别巨大，交易对象身份特殊，出卖公众利益时特别肆无忌惮之外，这些行为并无创立新规则的特殊意义，这里暂且从略。 总之，刘瑾具有出类拔萃的进攻性。我们可以在上述故事中发现一个共同点：那些官员们付出的贿赂并不是升官发财的投资，而是避祸消灾的保险费，更准确地说，是对黑手党欠下的债务。汉语好像还没有对此作出区别，将这两种性质的钱财潜流统称之为贿赂。祖国语言显然还有进化余地。 四、 抽水机是怎样制造的 监察御史蒋钦向皇帝揭发说：......昨天，刘瑾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每人一千两银子，甚至有要到五千两的。不给则贬斥，给了则提拔。全国都感到寒心，惟独陛下把他放在身边使用。这是不知道左右有贼，把贼当成心腹了......请立刻杀刘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刘瑾...... 这是我读到的有关刘瑾牌抽水机运行的初次记录。蒋钦写到的“昨天”，即正德二年闰正月初八（公元1507年2月19日），初六那天他刚刚挨过廷杖的打，三天后便再次冒死上疏。（注4）可见刘瑾抽水也不容易，真有人不要命地跳出来破坏捣乱。 为了理解当事双方的勇气，刘瑾抽水的勇气和蒋钦跳出来砸抽水机的勇气，我们要追溯发生在数月之前的一场殊死搏斗。 刘瑾很会哄孩子。正德皇帝登极时不过十五岁，喜欢玩打仗，刘瑾是个粗人，颇能理解顽童的趣味，便和另外七位太监一起与皇上“击毬”，“日进鹰犬、歌舞、角觝之戏”，还带着皇帝微服出行。小皇帝玩得“大欢乐”，对刘瑾便日渐信用。 文官们听说以刘瑾为首的八位太监引诱皇帝“游宴”，不学好，便纷纷上疏论谏，大学士（近似政治局常委）刘健、谢迁、李东阳带头，一堆尚书（近似部长）、给事中和御史呼应，形成了外廷文官对内廷宦官的攻击之势。小皇帝烦透了那些文官讲大道理，却被五官监候（正九品，近似天文局历法科科长）杨源拿星相变化说事的一篇上疏说害怕了。见小皇帝有点怕，刘健等人发起一轮更凶猛的攻势，要求皇帝诛杀刘瑾，以户部尚书韩文为首的众大臣摇旗呐喊，声势大振。小皇帝心虚了，有让步的意思，就召来宦官中地位最高的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让他们阁臣们商量，把刘瑾等人发到南京闲住。正德元年十月十二日（公元1506年10月27日）这一天，王岳等人代表小皇帝往返三次，与大臣们讨价还价，皇帝希望缓和处理，大臣非要杀人不可。大臣中有人劝刘健也让一步，以免过激生变，但刘健寸步不让。 据说太监王岳比较正直，又有些嫉妒刘瑾。刘瑾是皇帝的亲信，而他这位地位更高的太监却常常被晾在一边。在传话的过程中，王岳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对小皇帝说，阁臣们的意见对。于是刘健胆气更壮，与众大臣约定次日早朝“伏阕面争”，诛杀刘瑾，王岳为内应。 当天晚上，吏部尚书焦芳派人向刘瑾报警。刘瑾大惧，连夜和他那几个太监哥们伏在小皇帝周围磕头痛哭。哭到小皇帝动了心，刘瑾说，王岳想害奴等。他勾结阁臣，目的是管制皇上的进出行动，我们不让他管制皇上，他就要锄掉我们这些障碍。再说了，玩鹰玩狗有什么大不了的，有点损失也不过万分之几。如果司礼监太监用对了人，那些文官岂敢这么闹？ 小皇帝一下想通了，这些人内外勾结是要管住他，不让他玩，顿时大怒，立命刘瑾出掌司礼监，另外两个趴在地上哭的太监出掌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并逮捕王岳等三位帮助文官的太监，连夜发配南京充军。 次日早朝，众大臣正要伏阕面争，发现形势已经大变。其实，在与皇帝讨价还价时，除了说两句“皇上，这样对陛下不好，那样对陛下更好”之外，大臣手里并无王牌，皇上决心一下，他们除了干瞪眼，只剩下辞职一途。刘健等三位阁臣立即辞职求去。按照常规，辞职报告连上三次皇帝再予批准才算不失礼貌，但刘健等的报告刚送上去就批下来了，除了李东阳谁也不挽留。在官场的语言中，这就等于让刘健等人滚蛋。同时，任命焦芳入阁为大学士。刘瑾初战告捷。 刘瑾立刻开始镇压反对派，杀人立威，扩大战果。首先派人追杀充军的王岳等人；其次“杖责”上疏请留刘健的六位给事中和十三位御史；再次把上疏为给事中挨打鸣不平的王阳明等四人打了一顿板子，撤职贬谪；然后又杖死杨源——那位拿星相说事，险些要了刘瑾性命的天文局小科长。直打得朝廷上下鸦雀无声，刘瑾大获全胜。 《明史》说，刘瑾用事后，每当向皇帝请示汇报时，必定先侦察一番，专挑小皇帝玩得上瘾的时候。皇帝烦他打扰，火急火燎地挥手赶他走，说：我用你是干什么的？一件一件的老来麻烦我！从此，刘瑾便独断专决，不用向皇上汇报了。（注5） 刘瑾牌抽水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厂的。 遥想刘瑾当年，手握重权，口含天宪，连战连捷，心气难免大壮。实际上，明眼人早把这种变化看在眼里，主动向权力靠拢的聚集运动已像百川归海一般滥觞了。 大约在正德元年岁末，右都御史刘宇（近似监察部常务副部长）通过大学士焦芳的介绍拜见了刘瑾，刘宇的见面礼是上万两银子（约400万人民币）。据《明史·阉党列传》记载，这是刘瑾收的第一笔上万两银子的贿赂。《明史》说，当时刘瑾“初通贿”，对贿赂的期望值不过几百两银子，见了万两银子不禁大喜，说：“刘先生何厚我。”刘宇的投资迅速获得回报，正德二年正月，刘宇升为左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 刘宇知恩图报，成为“阉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发现刘瑾特别恨御史仗着谏官的职权说三道四，便请来一道圣旨，发布了管制御史的新政策，有点小过失就打他们一顿屁股。刘瑾见刘宇能封住部下的嘴巴，有真本事，便给了这位御史首领新的奖赏，让他当上了兵部尚书（近似国防部部长），加太子太傅——仅次于太子太师的至尊头衔。刘宇在兵部尚书的位置上“贿赂狼藉”，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以至当他再次高升，当上中央六部中地位最高的吏部尚书后，发现文职官员的贿赂不如武官出手大方，竟挹挹叹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 刘瑾的势力壮大了，政策选择空间也大了，便把“等水政策”改为“抽水政策”。“抽水”并不排斥“等水”，主动流过来的照旧接纳就是，但遇到缺乏自觉性的干部，刘瑾可以直接过去抽，这就主动多了。显然这是一项对刘瑾更有利的政策。政策颁布试行后，总的反应也是好的，只有蒋钦等个别人跳出来反对。 蒋钦已经随着众多御史跳出来一次，要求皇帝挽留刘健，结果全体挨打，各自三十廷杖，其中一位被打死了。挨廷杖的打是有生命危险的。按照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廷杖时可以穿棉裹毡，刘瑾改了规矩，廷杖要扒下裤子打。据说刘瑾训练打手很有一套，做个皮人，里边塞入砖头。练狠的，就要平平常常地打下去，打完后看那皮子依然完好，里边的砖头却要粉碎。练轻的，就在皮人外边裹上一层纸，重重地打下去，打完后连纸都不许破。行刑时，只要监刑太监的脚站成外八字，就轻打。如果站成内八字，就往死里打——当然，这些都是难以得到确证的传说，不过，设身处地替蒋钦等人想一想，谁有胆量去试试真假？ 蒋钦第二次跳出来后，又被打了三十廷杖，打完后关入监狱。第二天，蒋钦又在狱中动笔写上疏，大意如下： 昨天臣因为上疏受杖，血肉淋漓，伏在狱中的枕头上，终于还是难以沉默不语。......请陛下将臣与刘瑾比较一下，是臣忠呢，还是刘瑾忠呢？忠不忠，天下人都看得明白，陛下也很清楚，为什么如此仇恨臣，而信任那个逆贼呢？臣的骨肉都打烂了，涕泗交流，七十二岁的老父亲也顾不上赡养了。但我死了并不足惜，陛下随时可能遭到亡国丧家之祸，那才是最大的可惜！希望陛下杀掉刘瑾，悬首于午门，使天下都知道臣蒋钦直言敢谏，知道陛下英明诛贼。如果陛下不杀此贼，就请先杀了臣，使臣能够与龙逢、比干同游于地下。臣不愿与此贼同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据《明史》和《明通鉴》共同记载，蒋钦在狱中起草上疏时，灯下微闻鬼声。蒋钦猜测这是祖先之灵在警告自己，怕他上疏之后遭遇奇祸，于是整顿衣冠道：如果是我的先人，何不大声告诉我。果然，墙壁中传出更加凄怆的声音。蒋钦叹道：我已经献身国家了，按照忠义的要求不得再顾私利。如果从此沉默不语，对不起国家，那才是对先人的羞辱，是更大的不孝！说完继续奋笔上疏，说，死就死，这份稿子不可更改！于是鬼声停息。 上疏递了进去，又换来三十廷杖。三天后蒋钦死于狱中，终年四十九岁。（注6）实践检验证明：抽水政策是行得通的，反不掉的。于是，这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潜规则就在各种备用潜规则中脱颖而出，成为刘瑾的标志性特征。 其实我们也不好过分责备刘瑾。抽水机规则行得通行不通，并不是刘瑾这位太监所能决定的，刘瑾不过是在皇权不受制约的环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已。他甚至不得不追求更大的权力，因为有人想要他的命。而权力一旦到手，那些巨大诱人的物质利益就显得唾手可得，伸手即得，叫世间凡人如何按捺伸手之心呢？ 换句话说，只要帝国的权力格局不改，抽水机总是难免出现的。只要存在个别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凡夫俗子，只要他们将几颗管用的官印混到手，刘瑾的徒子徒孙便难免繁衍开来。这种繁衍与性能力无关。生态学上有一个生态位的概念，譬如大地上的粪便资源未曾利用，就会进化出利用这种资源的屎壳郎之类的新物种。如果将屎壳郎赶尽杀绝了，就相当于空出一个生态位，那么，用不了多久，还会进化出别的什么壳郎，或者进化出喜欢吃屎的狗，以屎为家的蛆，等等。总要充分利用资源，填上这个生态位才肯罢休。刘瑾刘壳郎又不是什么新物种，不过个头大点罢了。 五、 潜流的网络和源头 周钥自杀事件发生后，那位惜贷的赵知府被逮捕问罪，讨债一般逼人致死的刘瑾却什么事也没有。此事传得沸沸扬扬，影响自然很不好。于是，阉党骨干张綵找刘瑾谈了一次话。张綵说，如今天下送给您刘公的财富，并不都是私财，往往先借贷京师，回去后动用官库中的银子偿还。刘公您何必搜敛怨恨、遗留祸患呢？ 刘瑾深以为然。他早已不缺银子了，安全的价值却越来越高，抽水机继续狂转下去已经得不偿失。这时候，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恰好按照老规矩纳贿来了，刘瑾揭发检举了他们的行贿行为，将他们全部治罪，给自己换来了拒贿一次的名声。随后，刘瑾派遣十四位给事中和御史下去，严格盘查各地官库。官库的银子早被刘瑾等人抽亏空了，如何经得住那些鹰犬的严查？于是，各地政府争相厚敛百姓，弥补亏空，众多小抽水机响成一片。（注7） 现在我们进入了潜流网络的下几个层级，斗渠农渠毛渠系统。我们应该考察那些向刘瑾输送钱财的人如何抽取钱财，他们抽取的钱财又来自何方，如此一层层地追根寻源，把下层网络的所有源流、节点和流量描绘清楚，然后再把其中的利害关系与演进历史讲清楚。不过这项工作太吓人了。 实际上，每个官、吏、役的职位，包括临时性的职位，都是潜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不同节点所连接的潜流数目不同，流量也不同，因而有了肥缺与苦差之别。这是一幅复杂得可怕的庞大图景，即使我们生活在明朝正德年间，并且获得调查采访的自由，这些隐秘知识也只能先切成条条块块，分开掰碎了向各处的内行人请教，再逐步拼凑成一幅接近完整的画面。我了解的情况既不完整也不深入，但细写起来仍将篇幅浩大。这里暂且以概述与示例相结合的方式，把手中的碎片拼凑一二，粗浅地勾勒一个轮廓。 我们先说“官、吏、役”中的官。全国上下文武官员之“缺”数以十万计，每个位置都有或多或少的陋规和常例的滋养。这种断言涉及十余万职位，很难证实，但我们可以试着证伪：看看最清苦最没人爱干的官能不能得到陋规和常例的滋养。据说，明朝最清苦的官是州县级儒学教官。《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开篇道：“天下的官随你至卑极小的，如仓大使、巡简司，也还有些外来钱。惟有这教官，管的是那几个酸子。有体面的，还来送你几分节仪；没体面的，终年也不来见你，有甚往来交际？所以这官极苦。” 话虽如此说，作者接下去却讲了一个学生当了御史，老师去看望，众人为了巴结御史纷纷巴结御史的老师，那清苦教官竟然得了二千两银子的故事。这套陋规也是有名头的，属于“打秋风”名下的“撞太岁”。这就是说，教官的座位下即使没有固定潜流的滋润，未必没有间歇泉或季节河的接济，而季节河的来源最终也是众贪官污吏搜刮的民脂民膏。再说，《二刻拍案惊奇》说得也不全对。教官与学生的关系能够影响助学金的发放，这就生出了私下的利益交换。更何况那“几分节仪”也不能不算常例，不过尺寸小了点而已。在这些私人性的交易中，教官出售的实际是国家财政的教育拨款，还有升官发财的才能——最终仍要由百姓付钱。 我们再说说“官吏役”中的吏。吏员之“缺”的数目，在名义上要比文官多一倍以上，实际数目却可能多出三倍五倍甚至十倍。这些严重超编的吏员靠什么生活呢？中央财政的地方存留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少数在中央财政安排中有位置的吏员，名义收入也少得可怜。但他们的生活却很不错，并不比如今县委县政府的中层干部的自我感觉差。他们是各项工作的具体执行者，收取陋规和常例的机会也多得多。 我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读到过《巴档抄件》中的一封揭发信，清朝一位户房书吏因内讧而把这个位置上每年的陋规常例条分缕析地开列出来，结果，总数大得吓人：巴县户吏彭泽膏每年可以吞蚀银子一万六七千两。其中最主要的源头是巴县每年的田土房屋牲畜等交易的契约，总价值约一百数十万两。按照惯例，每百两收三钱契税，税率是千分之三。这就有四千两之数。这笔钱用来支付众吏役的伙食费已经绰绰有余。而这位户吏每张契约又另收银子一两二钱。巴县每年一般能有三四千张契约，仅此一项，一年又能多收三四千两银子。 最后要多说几句官吏役中的役。差役之缺（正役）的名义数量已经多于吏员，实际数量还要多出数倍以至数十倍。（明）佚名《虞谐志》中说到了苏州府常熟县的衙役数量：“计常熟皂隶、快手、健步、民壮、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号曰‘正身’，每正一二副，号曰‘帮手’。每帮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伙计’。合之得万余人。是常熟有万余虎狼，横行百里之中，弱肉强食无已时也。凡乡愚良善，亡家亡命，皆由于此。”（注8）名义上不过二百个编制，实际上竟然有万人，相差五十倍，读起来未免骇人听闻，难以置信。但我在清代道光年间人刘衡的记录中看到过类似的佐证。刘衡说，他当四川巴县的知县时，衙门里有七千多名衙役。我们可以怀疑无名氏的记录，却不好不信县太爷关于本县衙役数量的说法。 这批数目惊人的差役几乎没有正式收入。正役的名义收入也微薄到了难以维持生活的程度，所以他们主要依靠陋规和常例生活——如今，许多大盖帽也是如此谋生的，政府只给政策不给钱，我们不应该感到新奇。 说到大盖帽，我们便进入了官场的最底层，也是潜流网络的最底层，直接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毛渠系统。实际上，最基层的毛渠系统恰恰是最稳定的，就好像基本建筑材料一样，不管建筑样式或表面装修如何随着权力分布的变化而花样翻新，基本构成永远是灰色的砖头瓦片，永远是衙役们面对百姓时的那副抽水机嘴脸。所以，我们不妨忽略时间间隔，动用相距数百年的积木拼凑同一个横断面。 1999年10月2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百姓记事”栏目里，刊登了河北石家庄发生的一个故事，题目叫“春天有老鼠”。 故事说，每到春天，总有一群穿制服的人，走进沿街的店铺，检查卫生，分发鼠药。鼠药的价钱由他们信口说，不容商量。 有一天，这群制服到隔壁的眼镜店卖鼠药。老板说老鼠眼睛好，不偷眼镜，也不吃眼镜，硬是不肯买鼠药。制服说不服他，就招呼了一声，一群制服揪住那位老板往面包车上推，要他去参加爱国卫生培训班。一边推还一边说：瞧瞧你，一点现代意识也没有，不配活在九十年代。这下老板老实了，赶紧掏钱买鼠药。 然后又搭配卖鼠药盒，价钱也由他们说了算。有人问：不买行吗？回答说行。但过几天要检查，若发现谁没有，就罚款。到时候别后悔。放鼠药一定要按照规矩放，不合规定的也要罚款 过了几天，他们真来了。先到了一家礼品店，老板从柜台下掏出鼠药盒，他们说不行，要罚款。“瞧你这盒子上这层尘土，一点都不卫生，老鼠能来吃么？”过了一会，这些人到了作者开的小店。他慌忙掏出了那个鼠药盒。他们看了看，同样说罚款。他问为什么，他们随手一指，你的鼠药盒，应该放在那儿，可你竟放在这儿了。 （清）李榕《十三峰书屋书札》卷三也讲了一个亲身见闻的故事。 故事说，四川剑州有一种“查牌”差役，有时四五人，有时七八人，四散于乡，既不知道这份差使起于何时，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负责查什么，乡下人只管他们叫“查牌”。查牌差役所到之处，市镇街坊上的生意人，有的为他们安排酒食，有的送他们一些盘费。这些差役到了路边小店或偏僻零星人家，也必定吃人家一顿，还不断抱怨自己干的是苦差。从来也没有人敢和他们对抗。一旦遇到有酗酒的、赌博的、偷窃瓜果鸡狗的，这些人立刻窜入其中，上纲上线，动不动就要将人拘拿捆走，再根据其贫富程度讹一笔钱，至今也没有真把什么人抓到官府去。 李榕说，近年来有一些小贩，从广元贩运硫磺去中坝的花炮厂，路过他们那一带，多次被查牌差役敲诈勒索，本地的无赖子弟也和他们串通起来敲诈分肥。这些小贩多次跑到我家哭诉，我只能劝他们改业，安慰一番后劝走他们。因为无人向查牌差役讨个说法，这些差役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 李榕写道，昨天听说街坊的一个酒馆，查牌差役径直闯了进去，把酒壶收走，还用酒壶敲打着酒馆老板说：县长大人下令禁酒，天旱缺粮，不许用粮食煮酒熬糖。说完转身就走。今日我们这里所有与酒业有关的老板都来到我家，向我打听煮酒到底犯的是什么法，说这关系到我辈的家业资本，怎么能说禁就禁？我还听他们说，查牌差役已经在乡下敲诈了某酒馆很多钱了。 后边还有很多话，最后一句话是：天下衙门如此，又怎么能怨恨洪秀全呢！（注9）细品上述两个故事，毛渠系统中体现出来的实力格局，属于加害能力相差悬殊的捕鱼格局或抽水格局，而不是利益交换格局。这与刘瑾是一样的。我不能给你什么甜头，但我可以让你尝尝苦头。我成事不足，但我败事有余。你不想被害得倾家荡产，就要掏钱。差役和刘瑾一样想害谁就害谁，被害一方完全是任人宰割的鱼肉，只能找乡绅哭诉一番。按照李榕的说法，由于被害者不敢和差役们对抗，差役的胆子便越来越大。但是替那些小商贩和小老板想一想，究竟是对抗合算还是屈从合算呢？只要不封商店，只要差役的敲诈策略是分步骤进行的——先卖鼠药，再卖盒子，再收罚款，一笔钱分成三次敲，每一次敲诈的数目都让对方不值得翻脸拼命，那么，个体小商贩还是屈从合算。如果小商贩胆敢拼命，“妨碍公务”，差役们更有机会敲诈一笔，小商贩更不合算。 不过也可能有另外一种计算方式。假如李榕这位乡绅答应小商贩和小老板们的请求，专门替他们打抱不平，成立一个商会之类的自我保护组织，按期收一笔会员费，乡绅本人在必要时可以直接找县太爷告状，县太爷处理不利时便联合别的协会提出罢免案，那么，基层的利害计算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小商贩单兵作战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值得为了一笔小钱与官家冲突。如果有了商会，为了众人的一点点小钱便值得冲突甚至上访。从李榕的角度考虑，越显得自己有用，越有理由多收会员费。从会员的角度考虑，养活李榕一人比养活一堆差役便宜多了，而且交过会员费后，只要找李榕一说，李榕就去找县太爷，差役的顶头上司就心慌了，就要处分人了，这该有多么省事，多么牛气？据说民主不能当饭吃，据此判断则不然。商会之类的聚集民间实力的制度，可以保护小商贩安心干活挣钱吃饭，让那些搞米面加工的小老板有动力去生产更多的大米白面，让那些在酒馆打工的人保住饭碗，不至于失业。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权利是可以换算成大米白面的，而且价值不菲。 当然，扯这么远已经属于畅想了。李榕的时代是官员们替民做主的时代，民众要自己做主，官吏们当然要坚守阵地；民众想加大压力逼官吏退让，官吏们岂能向压力低头。如此一来二去，难免就有点“聚众闹事”的味道，更准确地说，是“聚众抗粮”，“聚众罢市”。《大清律》规定：“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从者绞监候，被胁同行者各杖一百。”假如不罢市，不抗粮，单找县太爷讨个说法呢？那也很危险：“如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斩枭示，同谋斩立决，从犯绞监候。”（注10） 总之，在潜流的发源之处，官吏衙役们拥有重重保护之下的合法伤害老百姓的权力，至少是低成本、低风险伤害老百姓的权力，平民百姓几乎没有任何合算的反制手段。说到现在，我仍没有直接回答刘瑾时代的小抽水机们是如何补充各级官库的亏空的，因为我没有找到那两年的资料。我手头倒有一份明朝洪武年间官员如何填补亏空的资料，洪武年间的官场是整个明朝最谨慎廉洁的，用这块比较干净的积木填补这处空白，可以避免夸大阴暗面之嫌。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发现户部侍郎（近似财政部副部长）郭桓与各地官员串通贪污作弊。譬如某地应当上缴中央400万石粮食，只要贿赂郭桓50万两银子，就可以少缴一半，地方官员私下分赃。朱元璋顺藤摸瓜，追根寻源，杀人成千上万。据朱元璋计算，郭桓案造成的损失，价值2400万石精粮，应当追讨的数目为700万石。（注11）于是朱元璋派人去各地追赃。此时此刻，各地官员的处境与刘瑾派人下去严查官库时的处境是一样的，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他们必须填补仓库的亏空。 朱元璋描述了当时各地官员的对策。例如大名府开州州判刘汝霖，明明知道本州官吏罗从礼手中寄存有一万七千贯赃款，却发了一个通知，向乡下农民收费。他发的通知说，如果百姓不以朝廷的追赃工作为重，抗拒交纳，就要关押起来严肃处理。朱元璋说，许多地方官员借此机会在全县范围内科敛百姓，等于加征了一道税。收税的总额之中，大约上缴百分之一就足以补偿赃款，其余部分便落入自己的腰包。原来收藏的赃款自然还是自己的。（注12） 朱元璋说的是巧立名目乱收费的情况，是抽水机加速运转时的情况。借用朱元璋的描述，我们再看一眼潜流最稳定的主要源泉是如何涌流的。这是没有额外抽水时的状态，是每年交皇粮时的模样。刘瑾死了也好，活着也好，对这种状态都没有多少影响，在两千年的帝国历史上，我们随时可以找到相似的描述。 朱元璋写道：在浙江西部，府、州、县的官吏们像“虎狼”一样科敛老百姓。譬如折收秋粮，府州县官不收粮食，要百姓折钞票交纳，每石米折钞二贯（引者注：即二千文，而市场价格不过五百文），他们巧立名色，另外索取“水脚钱”一百文，“车脚钱”三百文，“口食钱”一百文。管仓库的衙役又要“辨验钱”一百文，“蒲篓钱”一百文，“竹篓钱”一百文，沿江“神佛钱”一百文。（注13）根据朱元璋提供的数字，我们可以算出，正额二千文，竟有额外索取九百文，多收了45%。如果从根本上算起，每石米的价值不过五百文，官吏们竟然收二千九百文，多收了5.8倍。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刘瑾潜流的水量如此充沛，如此源远流长，秘密就在于：虎狼与牛羊的伤害能力相差悬殊。牛羊们在虎狼的包围中出血流膏，势在必然，一味责备虎狼的道德修养不好，未免强“人”所难。 六、 潜流的潜作用 巨量的资源通过潜流网络流向刘瑾集团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许多太监自称洒家，尊奉佛教，喜欢投巨资建立庙宇，因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旅游景点，这不挺好吗？即使不建庙宇，我在刘瑾家产的清单上见过“宝石二斗、金钟二千、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等成堆的宝物（注14），这不也创造出了珍贵文物吗？谁都知道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不合帝国的财政规范，那么颐和园便是潜流的辉煌结晶了。我们一边赞赏结晶，一边骂潜流，是不是应该打个磕巴？ 再进一步说，修建颐和园花费的巨额银两，转个身就变成了手工艺品制造者、木匠、油漆匠、泥瓦匠、土木小工等平民的工钱，从他们手里再转个身，又变成了粮农菜农小商小贩的收入。如此追究下去，“刘瑾潜流”究竟有什么不好？对中国历史的走向又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似乎还可以提升为更大的长期性问题：腐败且不断膨胀的官吏集团，对中国历史的走向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后边这个问题泛了些，不容易说清楚，这里还是收敛一些，揪住刘瑾不放。 我们可以拿刘瑾与其他千年世界级巨富做个对比，从来源和去向这两个方面讨论刘瑾潜流的影响。 在排行榜上，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名字有软件大王比尔·盖茨、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内基。这些人财富的来源与刘瑾截然不同。人们主动购买他们提供的产品，因为他们的产品质量比较高，价格比较低，物有所值，买了之后可以获得福利而不是损失。 这些人手中财富的去向也与刘瑾截然不同。巨量的财富集中到他们手中之后，小部分被个人消费掉，这相当于刘瑾的金钩玉带。大部分却不像刘瑾那样藏在家里，而是继续投资。无论这些资本家如何追求垄断地位，如何大鱼吃小鱼，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投资还是变成了更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变成了更大的厂房，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工资。而工资等等转个身又拉动了衣食住行的消费和生产，这些消费和生产再转个身又推动了软件、钢铁和汽油之类的产品的消费和生产，如此循环往复，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社会也进步了。 等到这些世界级富翁走近生命的终点时，洛克菲勒用自己的财富建立了基金会，资助教育等社会福利事业，卡内基用自己的财富修建了2811座图书馆，盖茨也表示将来要做类似的事情。这就是说，在我们所能追踪到的个人财富源流的尽头处，这笔巨量财富又开始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服务。 在华尔街的千年世界五十最富排行榜上，我辨认出了七类身份，其中以暴力为后盾的统治者最多，占22位；贸易商或金融商，与生产商（盖茨、洛克菲勒等）并列第二，各有9位；官场上的贪污受贿者第三，共有4位，中国和法国各占2位；并列第四的有三种身份：殖民者2位，教皇2位，官商2位。两位官商都是中国人。 与盖茨等生产商比起来，刘瑾自然很不是东西。与贸易商和金融商比起来，刘瑾照样不是东西。皮茹兹（Peruzzi，死于1303年）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做批发生意，放贷，开酒店，搞运输，他的财富来源于他为欧洲提供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他降低了交易成本，让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他的财富增加后，又转身投向了同样的事业。而刘瑾潜流的来源恰好相反。那些差役们敲诈酒店老板，封掉酒店，设立关卡，刁难商贩，他们的财富恰恰来源于提高交易成本，使人们更不容易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使产品交换所支撑的社会分工及其扩展变得困难重重，社会分工导致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组织的发育也被迫停滞。皮茹兹最后与刘瑾殊途同归，他的财富也在国王们的没收、赖账和处罚之下消失了，这就是欧洲资产阶级后来闹革命的道理。 我们再拿刘瑾与皇帝国王之类的统治者比较一番。 统治者的财富主要来源于税收和掠夺。从掠夺的角度说，刘瑾比成吉思汗、忽必烈之流温和多了，从税收的角度说，刘瑾却不如他们。忽必烈打下中国当了皇帝，掠夺收益便逐渐减少，税收最终成了大头，而税收是有最佳比例的。儒家圣贤总结历史经验，发现最有利于社会安定，统治者也不至于感觉匮乏的比例是10%。在两千多年的帝国历史上，这个数字在理论上便成为纳税集团与食税集团和平共处的疆界。统治者当然愿意多收，但是秦帝国横征暴敛、二世而亡的教训太惨痛了，他们不大敢放纵。 刘瑾则不然。天下乃皇帝之天下，并不是刘瑾的天下，亡了国也是亡他朱家子孙的国，刘瑾没儿没女，死后不怕洪水滔天，凭什么不能放纵？刘瑾不忌讳杀鸡取蛋，反正那是别人的鸡。因此，在鸡的眼睛里，刘瑾肯定是比皇帝坏得多的东西。他的腐败收入是强加于百姓的额外税收，他侵入了纳税集团的疆域，因而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刘瑾之流的行为可以导致秦帝国的命运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我们也确实看到这场戏重演了一遍又一遍。在刘瑾活着的时候，这场戏已经在大同一带开演了，起因正是刘瑾派下的御史搜刮过度，把军队农场刮得心理老大不平衡，于是随着一位亲王造反，还打出了清君侧的古老旗号。这正是刘瑾之流严重破坏儒家均衡后的标准结果。顺便说一句，这次造反使刘瑾很不安，给了争宠者说刘瑾坏话的机会，最后导致刘瑾被皇帝处死。 在来源方面，刘瑾潜流对百姓造成的伤害已经超过帝国税收，在去向方面，给社会带来的福利却不如帝国开支。秦始皇和忽必烈之流掠取的财富，除了个人消费外，大量投向了开疆辟土的战争和帝国扩张，而在历史学家的评论里，譬如在司马迁的评价中，秦帝国一统天下是一件大好事。（注15）司马迁说，秦帝国为天下提供了秩序，制止了战争，元元之民得以安定生活，获得了当时天下的拥护。忽必烈也有同样的功能。他打通了亚欧大陆的贸易通道，维护了秩序，平息了战争。秦帝国和元帝国都曾逼反百姓，但那是在修建长城的时候，在治理黄河的时候。长城和黄河毕竟关系到公共福利，而刘瑾的钱根本不会往公共福利上投。据我所见，刘瑾的开支至少有一部分变成了家奴的收入，庞大的家奴队伍又狐假虎威，到处敲诈勒索，也就是说，刘瑾的开支制造出来更多的小刘瑾，更多的掠夺者，而不是阻止掠夺的设施。 我好像把刘瑾说得一无是处了。这有点不公平。从爱国主义的角度看，刘瑾并没有把家产转移到国外，他甚至从日本使臣那里敲了一万两银子的贿赂，如此说来，刘太监也可以算爱国人士。不过，他对边防和国力的破坏又远远不止几万两银子。另外，从当时人的角度看，毕竟刘瑾为手工艺匠人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也创造了更多的家丁和狗腿子的就业岗位，不过，他剥夺的就业机会却多得多。从后代的角度看，某些精美文物的制造和保留也要托刘瑾之流的福，不过，没有刘瑾，我们的祖先可能要少经历许多战争，少被人家掠夺多次，有机会创造并保留更多的文物。刘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小成绩还是有的，整体上却得不偿失。 但刘瑾还是留下了一项确定无疑的功绩，思想建设方面的功绩，这是几乎与刘瑾同时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1431-1503）启发我想到的。这位教皇排在千年最富的第16位，据说是历史上最腐败的教皇。他的腐败和放荡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再虔诚的信徒也无法继续相信这家伙可以代表上帝，于是就转向自己的内心寻找上帝。刘瑾也逼出了儒家最后一个高峰，逼出了心学大师王阳明的成就。在刘瑾“杖责”为大学士刘健说情的众御史的时候，王阳明是国防部的一个处长（兵部主事）。王阳明跳出来为众御史说情，说杖责御史将导致信息闭塞，不利于皇帝全面了解情况，不合圣贤的教导和祖先的规定等等，说得堂堂正正，无法辩驳。刘瑾根本就不辩驳，下令打了王阳明四十廷杖，又在监狱里关了数月，然后撤消干部身份，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当了偏远地区的小邮局兼招待所的职工头头。 王阳明在逆境之中反思自己的作为，追问自己到底要什么，寻找支撑正义行为的精神力量。最后他发现那力量无须依赖外人的奖罚，因为它不在身外，而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名曰“良知”。“良知”被后世的哲学家们骂作主观唯心主义。我读不明白这些唯心唯物的宏论，只见那些认识的字句在眼前飘过，却一句也不能落入心里。但我却可以从心底理解王阳明。他在恶人得势、好人倒霉的处境中苦思苦想，以决定未来如何生活，要不要继续自找倒霉。换了我也会苦想，却未必能想出他那些简洁有力、合乎圣贤之道的观点。我不能完全接受他的观点，但我替王阳明高兴，他找到了一种善行的基础，找到了对抗“钦定真理代表”的力量，因而获得了许多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 总之，上述比较表明，刘瑾潜流的潜作用几乎是各种历史选择中最糟糕的一种，破坏性大于建设性，简直就是死路一条。我们祖先创造出来的大笔财富居然流往这个方向，我们的悠久文明居然如此恶果累累，身为后代，不能不叹息再三。 好在还有希望。法国和中国一样也出产刘瑾式的人物，但是法国在英国邻居的挑战下洗心革面，继而脱胎换骨，八九十年后初得正果。法国走得通，中国更大更集权走得自然要慢一些，最终却也应该能走通。从戊戌变法开始洗心革面，中国一路血雨腥风地走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 注： 1 2001年5月13日1 文章的作者是Rachel Emma Silverman, 文章的标题是“过去一千年中最富的50人”，发表时间是1999年1月11日。 2 明朝的一石白米为94.4公斤，如今的零售价至少是两元人民币/公斤，按此折算，一两银子价值人民币377.6元。 3 转引自孙翊刚编《中国财政史》 4 日期考证见明通鉴卷四十二，纪四十二，正德二年。《明史·蒋钦列传》中记录时间不详。 5 整个故事见《明史·宦官列传》 6 《明史·蒋钦列传》 7 《明史·宦官列传》卷304 8 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P370 9 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P574 10 转引自张晋藩：《中国法制史》，第457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11 朱元璋：《大诰》第二十三，第四十九 12 《大诰续编，追赃科敛第三十六》，全明文P643 13 《大诰·折粮科敛第四十一》 14 《继世纪闻》卷三 15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 |
《明》的第一部今天卷终。因为酒徒上大学时，中午的起床曲为扬帆，所以，给这卷取名叫扬帆。记得先前有个盗版商，给酒徒的小说取名叫《寻找明朝》，酒徒感谢他的关注，如果想继续盗版或出版，请用《明.第一卷 扬帆》这个名字。 写这二十几万字用了8个月，酒徒自己也没想到能写这么多。本来，这部小说最早发表在明杨上，当时酒徒的女友正要回国，酒徒希望喜欢自己小说的读者能给酒徒的爱情以祝福。 结果在那天，酒徒收到的祝福数以百计，酒徒非常的感谢大家的鼓励，酒徒那天也赢得了爱。一段凡夫俗子的爱，但这是酒徒最珍贵的收获。所以忍不住今天拿出来炫耀。^_^ 后来的故事很简单，酒徒结婚了，成了一个丈夫，虽然婚后依然要面临一个国内，一个国外的两地分居问题，但酒徒心中，对未来充满希望。 ^_^ 酒徒现在每天为了生计而奔波，的确可以支配的时间很少，所以越写越慢，请大家谅解。如果哪位能有时间把第一卷给修饰一下，酒徒将不胜感激。酒徒无偿出让《明》第一部得修改权力（我自己又懒又笨，所以装得清高点儿）。 接下来，《明》的第二卷可能没那么有意思，可能有太多血腥和肮脏的东西，酒徒有时也犹豫是否这样写，但又觉得故事的发展必将如此，无法回避。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或对接下来的发展有什么建议，请给酒徒发信tigermeng12@vip.sina.com,(垃圾邮件和广告就不必了，酒徒现在每天收到得太多）。 祝大家周末愉快！ |
酒徒费了半个月，终于想出了第二卷的开头，期间消耗啤酒n瓶。 第二卷关于战争的场面会很多，酒徒不太会写，因为有夜摩先生的小说再前头，酒徒几乎想把所有战争场面省略掉，以免自惭形秽。所以请加入了本书的读者多多帮忙出主意，给酒徒点儿好点子。 写到现在，酒徒很迷惑，有些情节不知如何处理。 首先迷茫的是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问题，如果来个种族清洗，就等于认同掌握了先进技术的民族对落后民族的屠杀是应该的，也等于认同了日本入侵中国的合理。 第二迷茫的是内部的纷争，胡维庸案，蓝玉案还有纷繁复杂的政治。明朝是刑罚非常残忍的时代，对于异己，武安国如何去处理。当然杀了痛快，但是这等于又塑造了一个恐怖政治，这种政治没有什么价值。大家对此的见解可以给酒徒留言，或直接发信给酒徒。 在此推荐两本酒徒特别喜欢的书，一本就是风尘不息先生的《明月》，此间风景，只能用壮美形容。 另一本是《曲线救国》，酒徒前两天看了一遍，觉得太有趣了，笑得肚皮都疼，真得好得不得了。 |
有读者问及明初辽东问题，认为高丽人早就称臣，为什么《明》中还有辽东战争。虽然本书为架空，但当时明朝和高丽关系，却非酒徒杜撰。网上有一篇文章讲得比较清楚，现转载如下。 恭愍王后期明、高丽关系与明、蒙战局 李新峰 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明军攻克大都，明与高丽即分别主动遣使聘问。[1] 高丽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五月，高丽对明称臣，[2] 十九年（洪武三年即1370年）始行洪武年号，[3] 从此“遣使朝贺，岁以为常”。[4] 明朝“于海东之使，礼遇尤厚……高丽乃箕子胥余之邦，上有常尊，下有等衰，实存先生之遗风焉。正当以中夏视之，未可以外国例言之也。”。[5] 但洪武六年（1373年）十月明朝方面却以高丽使臣以私马充贡为由拒绝受贡，[6] 从此开始对高丽百般苛责，或因进贡路线不合要求，或因表文规制有误，或因贡品数量不足，或因高丽国内政变后王位未得明承认等等，拒绝高丽正常朝贡，直到洪武后期李朝建立后两国关系才渐趋正常，其与以后二百年间友好互助恰成对照。高丽为东方大国，两国关系之重要性尽人皆知，当时明与琉球、暹罗、安南等均通好唯恐不及，何独对最重要的藩邦却吹毛求疵？其托辞种种，均不能尽释人怀。本文拟从明蒙战争形势演变对明高丽关系的影响入手，辨析高丽恭愍王在位后期（恭愍王十七年至二十三年，即洪武元年至七年，1368至1374年）明高丽关系由密切到疏远至恶化这一过程。 洪武五年明军铩羽漠北，从此由一味进攻转向尺进寸取，是为明蒙战争转折点。《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二月“乙亥，北元遣使波都帖木尔及于山不花来诏曰：‘顷因兵乱，播迁于北。今以廓扩帖木尔为相，几于中兴。王亦世祖之孙也，宜助力，复正天下。’初，二人入境，王欲遣人杀之，群臣皆执不可。于是访以拘留、放还、执送京师三策，群臣皆曰放还便。……戊寅，王夜见元使曰：‘予眼疾，见日则大剧，故以夜待之。’盖畏朝廷知也。……乙酉，元使还，以苎布附献。”元使此来所谓中兴，当指洪武五年（1372年）春夏漠北之战后北元之大好形势，而这给高丽君臣以极大震动。经反复争论，高丽终于决定结好北元，执藩邦礼。[7] 其事虽尽量秘密，但元使公开出入境，明朝方面岂能不知？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明犹以常礼接待高丽使者，[8] 至十月态度忽变恶劣，应与此事有关。 然洪武五年明军虽败，尚能固守长城一线，且国力仍远胜北元，高丽何以出此下策？观元末情势，高丽本为元之忠实属国，其国王如上引“亦世祖之孙也”，元顺帝皇后、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之母奇氏乃高丽人。[9] 高丽军曾助脱脱围攻高邮，[10] 与辽阳行省军阀合击红军，[11] 与降元的张士诚、方国珍频繁互使，[12] 而与朱元璋势力则直至洪武元年末才开始接触。这种亲元疏明背景使高丽在明兵临大都城下时尚以加强西北边防为务，[13] 款明后与元仍有来往，至正二十九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正月遣使至上都。[14] 《高丽史》卷四一载，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三月“癸卯，元遣使进王为右丞相。甲寅，遣同知密直司事王重贵如元贺圣节。”卷四二载，十九年（洪武三年即1370年）九月“乙巳，元丞相扩廓帖木尔遣使来。”洪武二年初元顺帝据开平，明蒙双方尚未决战，高丽尚未得到明方回音，明使亦未达王京，其贺元圣节自可理解。洪武三年沈儿峪、应昌战后，大局已定，而扩廓遣使来，高丽方面就不再那么积极，此后遂不见来往。但这并不能说明高丽国内亲元势力已销声匿迹，其仅慑于明之兵威而暂隐忍而已，明军一旦遭遇大败，其“群臣”即可如上引文述操纵外交政策转向。而高丽南有为元牧马之野的耽罗，海上倭寇猖獗，北与纳哈出等隔江相望，其四临强部，在明军不利时结元自固，亦在情理之中。 以上虽粗视可通，但观明、高丽间龃龉并非始于洪武六年。《高丽史》卷四三载，恭愍王二十一年（洪武五年即1372年）五月“癸亥，帝遣宦者前元院使延达麻失里及孙内侍来锡王彩缎纱罗四十八匹。癸酉，孙内侍自缢于佛恩寺松树。”明使本为遣送朱元璋视为隐患的陈理、明升等而来，竟自缢于高丽，事属极不正常。朱元璋于年底揭露：“说病死了，自吊死了。说的差呵。我问的明白了也，恁那国王着带刀的人每窗下门外看守，行里步里关防的紧呵。那火者说道：‘我是本国的人，怎的这般关防我？’说呵，姓朴的宰相不容说，打了一顿，又与了毒药，药死，……尸首吊在树下。” [15] 后高丽方面辩解说：“两内侍既联床而共眠，何以鸠杀？老院使与同舟而相恶，卒致祸延。” [16] 然即便明使内讧，何至于自缢？殊不足信服。朱元璋接着说：“又驾船的军人每跟的也交许多人关防。……一条船去呵，许多军马接待。”朱在此前约八月份已有“又听得恁国家疑惑大么道” [17] 之语，朱国祯记洪武三年明朝遣使祭高丽山川时，“绘地图以还。……朝鲜见绘地图，疑中国用兵，内惧，密为备。” [18] 高丽之“疑惑”应即此事。19 但这种忧虑绝不会导致鸠杀明使。当时，洪武五年五月明军漠北败报尚不可能传到高丽，[20] 则高丽对明朝态度转变显然在北元遣使乃至明军战败之前就发生了。那为何高丽在明兵威趋于极盛时突然放弃友好关系呢？ 自洪武四年初至洪武五年夏，辽东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明，七月明派马云、叶旺由登莱北渡辽东。[21] 明军四年底驻辽东半岛南部，五年初开始大举北攻，占领辽阳指日可待，辽东成为北元纳哈出部、登陆明军与故元降众、高丽三方鼎足之势。[22] 元时高丽人散布辽东，有安抚高丽总管府、沈州高丽总管府之设，[23] 而元末明初割据辽阳以东的高家奴就是高丽人。[24] 洪武三年底高丽攻克辽阳后宣称：“辽沈元系本国旧界，……辽阳元是旧界。” [25] 《高丽史》卷四三更说，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三月“己未，北元辽阳省平章刘益、王右丞等欲归附大明，虑迁居民。以辽阳本我地，若我国请命，可免迁徙，遣使来告。”明军到来无疑破坏了高丽与北元在辽东平分秋色之格局，对高丽本土构成潜在威胁。 高丽与明通款后，虽渐与北元朝廷断交，但与纳哈出的关系日见密切。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正月辛丑，辽阳省纳哈出及平章洪宝宝遣使来聘。” [26] 此为元亡后纳哈出通好高丽之始。年底与次年初、次年底纳哈出又三次来使，[27] 但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全年未见《高丽史》纳哈出来使之记载，而《高丽史》卷四三载恭愍王二十一年（洪武五年即1372年）“正月甲戌，于山不花、纳哈出、高家奴、古提豆、王曹丞等来侵泥城、江界等处。”于山不花排名在纳哈出前，应即著名的也先不花，诸人分据开元、金山、老鸦山寨等处，[28] 至此合兵攻高丽，似乎是洪武四年双方关系破裂，乃有东北军阀联兵入侵之事。但洪武四年底明军在辽东半岛南部驻扎，即将北攻，纳哈出等岂敢大敌当前之时犹横挑强邻？且高丽方面本一直对其礼遇有加，纳哈出只会更积极地拉拢高丽，断不敢绝交。 高丽自洪武二年起即向鸭绿江右岸地区进攻，但所攻掠者皆“东宁余党”之类，并未与纳哈出等有直接冲突。再看高丽向明朝通报的恭愍王二十一年战况：“正月，有东宁府余党胡拔都等，潜入波儿口子，杀守御官金天奇等，虏掠人口以去。至二月又突入山羊会口子，守御官张元吕等击逐之。又于本月有佥院曹家儿、万户高铁头等引军潜入阴童口子，守御官金光富等又击逐之。” [29] 则知战斗规模甚小，上述诸大军阀均未出现。元后期东宁府辖以今平壤为中心的大片地区，[30] 由上述战报同条述“窃详东宁、辽阳未曾归附朝廷，既是梗化之人”及洪武三年高丽大张旗鼓攻辽阳称攻东宁可知，此时高丽所指，乃是鸭绿江西北、辽河以东地区即东宁府旧界，东宁府余党当指元亡后占据鸭绿江对岸者。关于高铁头，《辽东志》载：“（洪武）八年，都指挥叶旺、马云破纳哈出于盖州城南，（陈）玉之功甚多，仍追其至猪儿峪，败之，又克达军高铁头山寨。”[31] 在洪武八年末盖州之战中，纳哈出部由盖州向东败退，明军直追至鸭绿江，顺便扫清了沿途蒙古军据点。[32] 由此可知高铁头确为千山山脉中即东宁府旧界处蒙军偏部，其与胡拔都等皆应类此。此次战斗或为千山中故元残部慑于明军逼人之势而东移，假也先不花、纳哈出之威名骚扰高丽。但高丽虽称诸大军阀来侵，却无相应增兵备御之举，则高丽显知真相。其刻意造成高丽与东北故元主力发生正面冲突之印象，欲示明军以诚而已。高丽不怕由此激怒东北诸部，得无与纳哈出等有默契甚至合作在内？总之，纳哈出与高丽不可能在洪武四年突然断交，其往来可能因明军出现在辽东而转入秘密，而关系应更加密切。 明军登陆辽东后确实引起高丽的疑惧。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十一月，高丽即“咨中书省曰：‘于本年八月遣同知密直司事郑思道驾海船赴京贺明年正，到乔桐岛，船着浅穿漏，不得前去。又于本年九月更遣密直副使韩邦彦贺正，开船忽被风暴淹没。小邦去京师隔海甚远，天寒冰合，难以发船，恐违进贺之期。金、复等州涉海稍近，驿路可通，经由辽东，庶望及期。今遣韩邦彦前往辽东都司，赴京进贺，请闻奏施行。’” [33] 明军登陆辽东前，两国往来使臣从未遇海难，而今金、复等地甫入明疆，高丽船便两次失事，由此欲借路辽东入贡，岂非太过巧合？由王京入长江口所经南黄海海区冬季并不结冰，即便明初气温较现代偏低，或高丽入贡船乃沿岸航行，需经过更寒冷的北黄海，则如上引恭愍王十七年十一月高丽首次遣使赴明，当时辽东为元军所据，其必由海路，哪有“天寒冰合”之障碍？时已十一月，“经由辽东”，则需先航行至“涉海稍近”的金、复等地（此又不怕天寒冰合），再涉渤海或远行陆路，南行千余里方达京师，真迂远之极，何可“庶望及期”？何况所提及八、九月两次遣使事均不见于《高丽史》当时记载。如此则高丽托辞以观辽东明军虚实之图，百辩难掩矣。总之，从高丽自明军登陆辽东后加强于纳哈出的合作，虚张战况以塞明听，又借故以观明军军情等事看，明军在辽东出现，促使高丽对明朝严加防范。洪武五年高丽态度突变，正当辽东明军大举北攻之始，此两者实应有直接关系。 反观明朝方面，洪武五年（1372年）八月，朱元璋犹以隋炀帝自警，讨好高丽。[34] 盖北方新败，不欲再树强敌。但年底朱元璋突然对高丽使臣大发雷霆，历数高丽过失，除杀孙内侍、防范使团、疏于防倭、扣留明朝流民等外，反复痛责的是高丽来使多借通商之名以探听军情为务：“恁每使人辽东等处吴王相抬茶饭，……正意打细。恁将着千余匹马来贩卖，又夹带着纳哈出的伴当，来看我军营里事。恁透与他消息，抢了我牛家庄马头十万石粮，更折了三千军马。……又与徐总兵抬茶饭，不是真意，故意打听北平府军官事迹。……济州马匹，今日将来，明日将来，闹了一年，将的四个马来了。不知怎的做事。作买卖来的人每将不打紧布、席来，却不将一个马来贩卖。” [35] 吴王相即明军在辽东的最高指挥官靖海侯吴祯。辽东等处应指明军洪武五年五六月间占领的辽阳等地。牛家庄之战在洪武五年十一月。[36] 徐总兵应即徐达。[37] 看来上年十一月高丽请行陆路后明方未拒绝，使团、商人纷至辽东。但高丽决不轻易输出马匹，为何又“将着千余匹马来贩卖”？其数量太大，只能由陆路运送，又不可能为民间贸易，则知其定为至辽东使臣所带官方贸易团。其到达时间应在明占辽阳后即洪武五年秋，此时蒙军残部仍据千山，以千余匹马穿行北元控制区而安然无恙，显见此番高丽与纳哈出等合作，不惜血本，欲助其一臂之力。惟其乃官方贸易团，可随使臣由辽阳南下渡海必经之牛家庄，则“纳哈出的伴当”得以尽窥明军内情。看来明军占领辽阳，在辽东占尽优势后，高丽与纳哈出已几近同盟。而明朝方面除上述八月交好高丽外，十月尚因高丽使臣溺海，决定减少贡物数量与进贡次数。[38] 而十二月算总帐，定因牛家庄之事已令明朝方面不能忍受。牛家庄之战中，纳哈出远袭明军后方粮储基地，打破明出兵辽西计划，使明军在辽东遭受空前打击，实为辽东战争之转折点。[39] 明方既有此教训，除翻脸痛斥外，还迅速断绝与高丽的陆上往来。《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二月庚寅，遣判书张子温移咨定辽卫曰：‘ 前遣郑庇赴京献马，称到定辽城，有守门官不许入城，曰今奉圣旨，山东新附百姓生受，高丽使臣休这路上来。以此回还。庇承差进献，今听在号之言，别无官信明文，未委虚实。如果圣旨，请录全文回视。’子温至定辽，总兵官使谓曰：‘圣旨高丽使臣，止教海道朝京。今赉来咨文，畏圣旨不敢拆看。’由是子温未得文据而还。”显然，明朝方面绝意甚坚。 朱元璋于洪武五年底的通牒中又说：“今后不要海里来。我如今静海，有如海里来呵，我不答应。” [40] 但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犹正常接待海路来使，[41] 说明其仍想维持与高丽的一般关系。而十月主动断交，从此态度一变而为蛮横，唯一的解释是，明朝得知高丽年初通元事后，决定作出强烈反应。 入贡遭拒次年即洪武七年（1374年）初，高丽由海路赴京上陈情、请路、请方物仍旧、谢玺书四表，并请颁火药以抗倭。[42] 明朝方面对其辩解不予理睬，拒绝恢复贡物数量，拒绝陆路通贡，指摘其进贡礼仪之失，对其请火药事回答说：“交那里扫得五十万斛硝，将得十万斛硫黄来，这里着上那别色合用的药修合与他去。那里新造捕倭的船，教差能干将官率驾将来我看。……此等之物，处处有之，彼方但不会修合耳。恁宰相每只将这号令行将去。” [43] 高丽所提要求虽过分，但朱元璋反索要天文数字的高丽本不出产的原料，又要把对方海军调来检阅，则一副泼皮口吻，显然已无诚意。在此之前明已派人去高丽：“（恭愍王二十三年即1374年）夏四月戊申，帝遣礼部主事林密、孳牧大使蔡斌来。中书省咨曰：‘钦奉圣旨：已前征进沙漠，为因路途遥远，马匹多有损坏。如今大军又征进。我想高丽国已先，元朝曾有马二、三万匹留在新罗牧养，孳生尽多。中书省差人将文书去，与高丽国王说得知道，教他将好马拣选二千匹送来。’” [44] 此显然是无理要求，因高丽当时并不能控制耽罗，拣马何从谈起。洪武七年（1374年）初明军已渐恢复元气，正待再次出兵塞北，“如今大军又征进”倒并非虚言。惟其年初索马，四月索火药原料及船舰，当为明摆脱战略被动局面后开始报复、欺凌高丽。 《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三年（洪武七年即1374年）“秋七月乙亥，韩邦彦至济州，……只送马三百匹。……八月乙酉，崔莹领诸军至耽罗，奋击，大破之，遂斩贼魁三人，传首于京。耽罗平。……九月甲子，林密、蔡斌等还京师，遣密直副使金义领马三百匹送定辽卫，又遣同知密直司事张子温谢通朝贡道路。……十一月，……大明使林密、蔡斌还至开州站，护送官金义杀斌及其子，执密，遂奔北元。” [45] 表面上看，高丽受命后索马于耽罗，不得后兴师占领耽罗，送马至定辽都卫。似乎恭愍王决定答应明朝的无理条件，而国内亲元势力于九月发动政变，至使刚要恢复的明高丽关系再度恶化。实际上高丽早已有意进兵耽罗，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即要求明同意其讨耽罗。[46] 《高丽史》载朱元璋回答：“其速发兵以讨。” [47] 《明实录》载，朱元璋严禁出兵：“耽罗虽有胡人部落，已听命于高丽，又别无相诱之国，何疑忌之深也？--岂非因小隙而构大祸者乎？” [48] 两者正相反。明代人记朱元璋的回复，或为“逃寇以朕命命之，传檄可致，勿用兵。” [49] 或为“逃寇可传檄定，其罢兵。” [50] 或全同《实录》。[51] 从高丽在洪武五、六年并未有所行动看，《高丽史》所载虽貌似原始生动，实不可信。至于其一举吞并耽罗，则正是利用明朝来索马遭拒这个机会使朱元璋的禁令失效，并非为明讨马而发。高丽本已得到三百匹马，平耽罗后仍仅送三百匹给明，显然不把两千匹的要求放在眼里。明本严禁高丽陆路入贡，今差人索马，数目巨大，由后来林、蔡等行至开州站可知明定答应其由陆路入境。[52] 高丽借机“谢通朝贡道路”，则这三百匹马不过是高丽打开定辽城大门的筹码而已。蔡斌遇害虽在恭愍王被弑后，但杀他之人就是恭愍王指派的护送官金义。则若恭愍王不死，尽睹高丽送马内幕的林、蔡等能否到达辽阳，也实有疑问。要之，从高丽对索马的应付态度看，恭愍王在位最后几个月间仍奉行对明的防范、搪塞政策，九月的政变是加剧而非导致了明高丽关系的恶化。 总而言之，高丽以元之忠实藩国遽降明朝，其国内亲元势力尚强，南北临敌，不得不在事明同时先交残元，后结纳哈出以自固。明军登陆辽东后，高丽感到明军侵入己方势力范围，对其本土构成威胁，乃积极赴辽东观察明军形势并加强了与纳哈出的合作。明军洪武五年初在辽东开始北攻，高丽乃对明使团严加防范，两国关系首次出现裂痕。明军占领辽阳在辽东占据优势后，高丽乃暗助纳哈出摧毁了明军的战略基地。洪武五年明军大败于漠北，高丽乃对元称藩。其后高丽坚持不与明正面冲突，主动求好但绝不助明的政策，直至恭愍王被弑。明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后一直与其正常往来，对于高丽的不友好举动并无激烈反应。直到牛家庄之战重创明军，明乃拒绝与高丽陆上来往，并单方面减少高丽入贡次数与贡品数量，但因大败之余而不肯完全翻脸。高丽重结北元后明拒绝其正常入贡，待国力渐渐恢复，对高丽采取了不冷静的凌逼态度，间接导致了高丽政变后两国关系的破裂。看来，明蒙间战争形势演变，尤其是明与纳哈出在辽东的攻守进退，直接影响着明、高丽间外交。明军洪武五年的失败和恢复，与在辽东的推进和挫折，导致了两国关系的一步步恶化。 -------------------------------------------------------------------------------- [1]《明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条，《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七年十一月丁未条。按：高丽洪武三年始行《大明历》，此仅略言。 [2] 《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八年五月甲辰条。 [3] 《高丽史》卷四二《恭愍王世家》十九年七月乙未条。 [4] 《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 [5]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一《赠高丽张尚书还国序》，《四部备要》本。 [6] 《明太祖实录》卷八五洪武六年十月辛巳条。 [7] 苎布系高丽土产，见《大明一统志》卷八九《朝鲜·土产》。后朝鲜以苎布贡明为常制，见万历《明会典》卷一零五《主客清吏司·朝贡一·东南夷上·朝鲜国》。此处献苎布于北元，当为承认宗藩关系之意。 [8] 《明太祖实录》卷八一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条。 [9] 《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 [10] 《高丽史》卷三八《恭愍王世家》三年六月辛亥朔条，十一月丁亥条。 [11] 权衡《庚申外史》卷下，《学海类编》本；《高丽史》卷四零《恭愍王世家》十一年正月甲子条，四月丙子朔条，八月庚戌条。 [12] 例见《高丽史》卷三九《恭愍王世家》七年五月庚子条，七月甲辰条；卷四零十二年四月壬子条等。张、方与高丽通使皆十次以上。 [13] 《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七年八月乙未条。 [14] 刘佶《北巡私记》，《云窗丛刻》本。 [15]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条记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语。 [16]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十月乙酉条谢恩表。 [17] 《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条亲谕。同条载使臣张子温七月二十五日到京，随即有亲谕及手诏，应即七月底八月初事。 [18] 朱国祯《皇明史概·大事记》卷十一《朝鲜》，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一版。 [19] 张子温四月自高丽出发，（见《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四月壬寅条）七月底到京师，而明使臣五月方到高丽，八月初朱元璋会见张子温时，明使臣应尚未归国，所言“疑惑”应非使臣受辱之事。 [20] 徐达败报至京在五月，李文忠在六月，见《明太祖实录》卷七三洪武五年五月壬子，卷七四六月甲辰条。 [21] 《明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壬午条、卷六七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朔条。 [22] 关于明军北渡后作战情况，据拙文《明初定辽都卫与辽东卫新探》，待刊。 [23]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一九四二三引《经世大典》。《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则作“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与“沈阳等路军民总管府”。 [24] 《高丽史》卷一三零《辛 传》二年六月高家奴书信。 [25] 《高丽史》卷四二《恭愍王世家》十九年十二月丁巳条。 [26] 《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八年正月辛丑条。 [27] 《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八年十一月戊午条，卷四二之十九年二月壬午条，十二月癸酉条。 [28] 《明太祖实录》卷六六洪武四年七月末条。 [29] 《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三月庚戌条。 [30] 《元史》卷五九《地理志二》。 [31] 《辽东志》卷五《官师志》陈玉传，《辽海丛书》本。 [32] 《明太祖实录》卷一零二洪武八年十二月末条。 [33] 《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年十一月乙亥条。时仅有定辽都卫，“都司”之语，定系润改。 [34] 《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条亲谕。同条载张子温七月二十五日到京，随即有亲谕及手诏，应即七月底八月初事。 [35]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条记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语。 [36] 《明太祖实录》卷七六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条。 [37] 高丽使臣远赴北平打探军情，非为北元，当因明军此时由辽西出兵辽东，北平府军情仍为高丽切身之事。 [38] 《明太祖实录》卷七六洪武五年十月甲午条，《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条。 [39] 据拙文《论明初辽东牛家庄之战》，待刊。 [40]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条记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语。 [41] 《明太祖实录》卷八一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条。 [42]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六月辛卯条，二十三年二月甲子条请路表。 [43]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三年六月壬子条。 [44]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三年四月戊申条。 [45] 《明太祖实录》卷九八洪武八年三月丁卯条：“高丽国遣宗薄事崔原来告哀……言其国有金义者，奉使贡马，行至只县，遇朝使蔡斌、主事林宝周，遂杀斌而执宝周以还，罪当死。已诛义而籍其家。上疑其诈，命拘原。”《高丽史》所记应近实。 [46] 《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四月壬寅条。 [47] 《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条。 [48] 《明太祖实录》卷七五洪武五年七月庚午条。 [49] 叶向高《四夷考》卷一《朝鲜考》，《宝颜堂秘笈续集》本。 [50] 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一，《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一集》本。 [51] 如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本。 [52] 由《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六站字韵引《析津志》载沈州（今沈阳）至洞仙的沿路驿站知，开州站位于东京（今辽阳）东南四百里，即今辽宁凤城。其自古以来即是辽阳至朝鲜半岛的必经之处。 |
出差刚回，看到大家催稿，非常惭愧。但酒徒天生属于神经粗大那种，所以速度催也催不快。况且出差期间，无法上网，也看不见大家的催促。 酒徒在网上的马甲是am37,大家可以发短信给我。 第二卷写得比较辛苦，很多地方不尽人意，基本上在前三章完成之前不打算发布公众版。等前三章完成，酒徒重新加工自己的作品，自然会在公众区让大家看到自己认为相对好的终稿。请相关网站看在酒徒每次写书到半夜的份上，不要盗贴。 另外，买到盗版《明》的请给酒徒捎一本，发短信通知我，酒徒把自己的地址给你，同时如数付钱便是。自己的书么，当然自己收藏几个版本，遇上酒友时也好炫耀一下。 关于武安国的夫人问题，酒徒肯定不会让他孤独一生。会给他安排一个可以福祸与共的爱人，携手一生。 酒徒只会给武安国安排一个爱人，酒徒一直认为弱水三千，能止渴的只有那一瓢。所以不会让武安国做“大仲马”。酒徒以为，爱，本身就需要一种彼此之间的尊重。 不多罗嗦，关于读者对明初税收的质疑，请参阅《明代财政与税收》及《袁崇焕评传》等相关资料。酒徒不一一解释。 |
今天回到北京，有读者问及蒸气机和火药成分与提纯问题，其实这个答案很好找，网上很容易查到。 火药是我国古代炼丹家于公元七世纪，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发明的。火药发明后，首先被古代军事家所利用，制造出火药武器，用于战争。《武经总要》记有火药配方和火药武器。火药的主要成份是硝石、硫磺和木炭，这是目前世界上所知年代最早的军用火药配方。据记载，唐昭宗天佑元年（904）郑璠攻豫章（今江西南昌）时，曾用飞火攻城，这是我国目前已知使用火药武器的最早记录。飞火是用弓发射的火箭，在箭杆上绑一火药团，点燃引线，用弓发射，以烧伤敌人。宋元时期，人们利用火药所具有的束缚力越紧爆炸力越强的特性，制成了爆炸性火器，如霹雳火球、火蒺藜、震天雷等。这类火器用生铁或陶器做外壳，内装火药，点燃后能发出极强的爆炸力。 一硝二硫三炭只是大致的比例，近代军事上用黑火药的成分是：75%的硝酸钾，10%的硫，15%木炭。明初焦玉著《火龙神器阵法》，记载了十几种3成分火药的配方,可根据引燃、发射、爆炸、喷火等不同用途配制出各种火药，其中有的成分很接近于近代黑火药的标准配比（硝75％、硫10％、炭15％）。明万历年间，赵士桢在《神器谱》中，记述了制火药时，用萝卜、蛋清提纯硝的方法，强调了火药的颗粒要细而均匀， 上粗大者不用,下细者不用,止取如粟米一般者入铳， 认识到火药燃烧速度与火药颗粒大小的密切关系。 我国古代对火药及火器的研究还是很透彻的，特别是明代初期，为了对抗蒙古人，火器成了明军的标准配置。最近在内蒙赤峰出土的明代火炮居然用的是开花弹（空心可爆炮弹），可见技术的进步绝非一般。只可惜到了清代，我们又回归到了大刀长矛阶段。 酒徒的小说中，很多发明的确是我国古人的杰作，所以不敢把它们安在武安国的头上。酒徒一直认为科技的进步会有一种蝴蝶效应，一个方面的进步会起到连锁反应，带动一串飞越。问题是，什么时候蝴蝶才能第一次拍动翅膀。 中国的火器在明代就成了官府专营，清代则火器制造实行更为严密的控制。康熙时火炮有御制、厂制、局制之别，最好的枪炮制造厂局设在皇宫养心殿内，由皇帝直接控制。精良火器由皇室和满洲八旗使用，京城汉军只能用质量最差的局制火器，而外地根本不允许制造使用精良火器。所以中国的火器只能越来越差，差到不如冷兵器，差到从开花弹退回实心弹。 最为可笑的是，那个被一些历史盲或坐奴才狂们捧上天的，提着一手臭不可闻的诗四处乱提还硬逼着人叫好的狗屁皇帝乾隆，在其80寿辰时，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带着西方军事变革的最新成果访华，包括新式天球仪、地球仪、自来火枪、船舶模型和望远镜等29种科技含量和军事价值高的礼物，他只当“贡品”、“玩好”收藏。马戛尔尼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观看英国使团卫队操练新式武器，福康安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想来没有什么稀奇。” 酒徒有时候听着为这些狗屁皇帝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忍不住想跳起来问那些名作家，名导演一句，既然皇帝那么圣明，怎么这么快人家的军舰就打到家门口来了。 本书中火器的应用还会很多，但考虑到当时的科技情况，中国没有精确数量概念的理论方法，也没有初步的化学理论，所以不敢安排那么快的发明硝棉。 同理，在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时代到来之前，也不敢让故事中的人发明蒸气机。发明了也没用，因为工厂不需要，所以蒸气机形不成生产规模，中国的古代的商人很少干赔钱的事，炼长生药除外。况且，如何控制压力，相关温度和压力测量仪表如何生产，水的温度如何界定，速度如何控制。还有如何对大型部件进行焊接，总之，涉及的问题太多了。 酒徒虽然在小说中让武安国改进了火铳，遵循着改进钢材质量，改进铸造工艺，通过给排水管道的大规模应用，促进钢管铸造业的发展，因大规模加工需要，发明车床，通过车床，促进精密原件的量产，然后才有后膛枪的诞生。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贸然让蒸气机出现，中间的过程酒徒实在很难安排，所以虽然有读者一再提示，酒徒一再不敢这么写。 接下来的章节中，武安国会有一段空闲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会听从周无忧的建议，立言，即整理出一套科技入门资料。从而逐渐使科技得到普及。随着航海家的脚步，东西方的文化开始交流，西方的古代科学和一些发明会逐渐溶入明朝的社会，明朝的国力会进一步发展。 最近酒徒出差较多，所以更新会很慢。酒徒是搞电力设备调试的，大家看看周围缺电到什么程度，就能想到酒徒所在的企业工作多到什么程度，也就理解酒徒为什么没时间更新了。总之，向关注本书的人表示谢意，向提建议的人表示尊重，向催稿者表示歉意。 又即，要送我人头马的那位仁兄，你住哪里，我路过时顺便去取。 |
换一个思考角度--回应部分读者留言 青林居士：选错题材了，酒徒兄。在明朝初期的时候，东北三省基本上是属于很多少数民族的聚集区，而且他们大部分人都已经在那里生存发展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所以，那不是一场收复故地的战役，而是侵略的意味更重一些。从商朝到元朝，汉族王朝只不过在唐朝时期短暂统治过东北三省一次，此外就基本上没有在那里立过足。所以，还是找一个正义性更强一点的战场吧，不然读起来会很不是味道的。 酒徒：这场战争是历史上的确发生过的，具体应该在洪武二十年。结果是明朝收复辽东，而高丽王朝更迭为李氏朝鲜。在明朝建国之初，因为高丽人的小动作，导致徐达北伐失败，明朝对北方各地的大规模进攻中断，转为小规模蚕食。说实话，战争的正义性都是相对的，在本书中，常茂等人痛恨的是高丽这种背后抄盟友后路的行为（当时高丽已经对明称臣）。 我是一个菠萝：传令前部李中将军，带五千骑兵尾随敌军，寻机杀伤，不可冒进”。——摘自“黑土2”的原文。 朝鲜在抗隋、唐时举国之兵不过十数万，且绝大都为步兵。朝鲜虽然接近东北，但由于其多山地带，向来不会以骑兵为主力，且其也不盛产马匹。以同时期日本幕府为例，一般一个城主如有三千步卒，其骑兵数量至多在百人左右——黑泽名执导的《乱》中可见一斑。 酒徒：注意战场发生在辽东，而高丽人已经占领辽东八年，东北是个产马之地，不然明末的女真铁骑也不会诞生。日本才是真正的缺马，黑泽明的电影环境和本书没有可比性。谢谢参与。 雨桶：日本人也算人？”我质问上帝道。上帝脸上露出一丝羞愧，支吾半天结结巴巴的说道，“算，算，算是吧。”我拍拍他的肩膀，“这不是你的真心话。”上帝涨红了脸，转身欲逃走。看着他狼狈不堪我于心不忍，但我想想又心有不甘便一把抓住他，“失手造批禽兽出来也就算了，但你也不能把它们紧挨着咱中国人放啊！”上帝哭丧着脸，“你们中国人自己死好面子讲什么仁义，早点踏平过去，不早没事了。”我被上帝说得咽住了，无语中...。 酒徒：日本人是人，虽然日本人对中国充满敌意。但尊重你的对手才能打败你的对手。此外，虽然酒徒从来不买日本货，但如果有日本人友好的给我一个微笑，我也会还他一个微笑。酒徒所说的人人平等，包括世界上的所有种族与民族。 童子军：洪武十三年（1380年）在沈阳附近不可能出现3万以上女真士兵的可能性，也不可能有对女真人进行所谓“屠杀”，女真人与蒙古族同是游牧民族，打的是游击战。第二代枪即火门枪出现在十四世纪中叶的意大利。黑泽明导的《乱》中有个场景：三排火绳枪士兵躲藏在树林中向外面连射，打死N多冲击中的骑兵；甲午海争之后朝鲜的东学党与日军在牛金峙之战大败，日军无一死亡，其就是凭借近代枪中的“后装连发枪”打赢的。 酒徒：洪武十三年，辽阳附近可能出现3万以上女直，不是女真。明代学者秉承了汉族学者的一贯传统，不喜欢考证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别，用女直通称关外除蒙古外的所有少数民族。这和后来的建州女真（清朝的祖先）没有任何关系。关外少数民族基本上男人全是战士，“胡儿十岁能骑马”。另外，本书没有写屠杀，也不打算写屠杀。如果你等等下一节的内容，就会看到民族和解的开始。当然，更欢迎你加入vip ^_^。谢谢关注本书。 姑苏朱二：爱国贼是指义和团、皇道派军官或者忧国骑士团那种也算忧国志士但是所为对国有大害的人——为恐怖主义叫好的人还不够资格。争霸世界也好，显示意志也罢，需要的是可信的实力，不是靠残暴！相比人民的生命，不现实的信念一钱不值，只有自身安全的人才会叫嚣哪怕没有胜利的可能也要玉碎——如果要人信服堂堂一战或者显示成果都好，但是靠杀戮决无可能。最后，如果可以请你看着最近那些赤身露体被杀的俄国孩子的照片，看着侥幸生还的孩子惊恐的眼神，再写一篇吧，如果你还可以写出来，我送你两个字——“人贼”！ 酒徒：酒徒一直认为，美国人是人，而在历次美国发动的战争中数以万计被“误杀”，“误炸”，“虐杀”的其他国家的人也是人，大家有同样的生存权力。我想这点不用我再举越南、朝鲜、阿富汗上的例子，多少平民至今还沉冤未雪。同样，俄国孩子也是人，但就是有一个国家不肯承认是恐怖分子所为，宣传为民族矛盾。酒徒那篇文章只是想探讨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恐怖主义，是谁先种下了仇恨的种子。酒徒建议大家换一个角度，先放弃道德上先入为主的谴责，假设自己是一个阿拉伯人，会怎么看美国。再假设自己是美国人，如何看穆斯林。另外，酒徒欢迎你和我探讨，虽然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捍卫你说话的权力。前提是不要用侮辱性的语言，无论你是什么观点，什么身份，记住，酒徒认为自己和你是平等的。 jack_jack：这个。原来是你写的。虽然经典。可是。我觉得，这世界如果有规则，总比没有规则来得安全一些。虽然，规则是由美国人定的。可是，起码，我们在这个规则下，可以有能力自卫。如果象拉登那样。估计，我们就惨了。 酒徒：如果美国打着保护台湾的名义进攻中国，你有能力自卫吗？美国人会认为他们的国家错误而反战吗？越南战争是因为看不到获胜的希望而反战，不是认为他们的战争不正义。至今，美国人依然认为他们发动朝鲜战争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扩散。当中国遭受非典的时候，美国人的网站上最刺眼的位置，一个肺部的阴影掩盖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旗，我看到时曾经泪流满面。我们不需要仇视美国，但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执，没有任何道义可言。 周日游鱼：《明》是一部相当“主旋律”的书，看到现在有种不太相信的感觉，能否在其中加入阴谋、恐惧、背叛等元素呢？ 酒徒：慢慢看，后面更精彩。谢谢关注。 电器水晶：但是没有美国世界会更加糟糕。 酒徒：不一定，美国没诞生前世界并没灭亡。我们需要和平，但如果这个和平需要当奴隶和带枷锁来忍受，我们还需要吗？ to天苍苍野茫茫:塞外酒徒，但是后来发现全国的酒都不错，所以就改成酒徒了。 To红鹰天下：酒徒也想快点更新，问题是酒徒还要挣钱吃饭，买酒，支持一个家。谢谢关注。 |
倭 寇――答部分读者提问 谷雨居士：历史军事类小说多以爱国为主题，本书似乎也一样，可是有几处觉得费解，可否帮忙解答：第一，按本书所述，当年的倭寇中其实多是扮成倭寇的中国海盗，是不是说戚继光消灭的倭寇中其实大多也是中国人？第二，平定辽东后给女直人提供很多优厚的条件，而且大力压制作为传统盟国的高丽，使女直人有可能更快建立更为强大的清朝，这有点得不偿失吧？第三，朱元璋当年杀大臣是因为他们有造反的能力，难道武安国说那些人没有造反朱元璋就会罢手？而且朱元璋让自己控制不了的军队来护卫宫廷安全，太离谱了吧？请指正。 酒徒：感谢关注，关于倭寇问题，其实早就讨论过，明朝早期的海盗主要是张士诚，方国珍的旧部，不愿接受朱元璋的招安而形成。期间，日本国因为内乱，在寺院和贵族的支持下，到中国沿海掠夺。有时扮作来朝贡的使团，有时直接对岸上发动攻击。日本的《太平记》中，对上述情况有集中而生动的描述： 四十余年间，本朝大乱，外国亦不安宁。乘此动乱，盗贼四起。山贼当路，旅客不敢穿行树林；海盗出没，商船忌遭其手而避之。贪婪无厌之浪汉，结群聚伙，占据沿海岛屿。驿站无驿站之长，关卡哨所形同虚设。最后，盗贼备置数舟，拥向元朝、高丽之港口，劫掠明州、福州之财宝，焚毁官衙、寺院。元朝、三韩之吏民，为防此寇而内迁，各国濒海之郡县，已荒芜人烟。 无需再做任何说明，这段文字记载，已经把倭寇滋生的基本原因、劫掠范围及其残暴性质完全将清楚了。（文字引自《中日关系史》）。后来，真假倭寇都被汤和剿灭，但汤和的剿灭政策采用的是迁徙百姓和固守堡垒，不怎么高明。历史上方明谦的确提出过：倭寇自海上来，则制敌于海上。但是由于其为方国珍之子，所以没有受到重用。后来随着明朝海军的发展，倭寇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几乎绝迹。酒徒设想，有郑和那种庞大的舰队做威慑，日本多少也顾忌些。 明朝中期的倭寇成分更为复杂，在嘉靖中起明日进贡贸易中断以后，情况为之一变。参与日本内战的大武士、大名守护极其需要铜钱，而日本国内长期使用流通货币是中国造铜钱，日本国内，并无造币的能力。（日本国内一度也曾有过自造铜钱，但质量极差，后来不得不以重量为基准进行流通）但被视为“日本造币局”的明朝，却关上了大门拒绝贸易，这等于是切断为他们输送铜钱的渠道。他们为了战争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不仅不再约束倭寇的劫掠活动，而且还自行组织亦寇亦商的商船队，加入日本商人的走私贸易船队中。这些“载其方物，出没海道，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明沿海防倭哨船，很难区分哪是倭寇船，哪是私商船，因而遇船既行追捕。浙、直追捕教紧，他们则奔福建，福建捕急则奔广东。这种商船交易方式简陋，搭棚于地，铺板其上，陈货而售，违禁品如刀剑之类则藏于船内。着重亦商亦盗的上川和倭寇劫掠虽然结合起来，但其劫掠动火还只在沿岸还没有深入内地。当明朝沿海海盗和私商与倭寇勾结起来后，遂使倭寇的劫掠发生巨大的变化。明沿海海盗和私商利用明将吏惧怕倭寇的心理，投靠倭寇以遂其劫掠和走私之奸；而倭寇也利用海盗、私商熟悉地理和内情得以放手劫掠。这样，倭寇的劫掠活动不仅达于急电，而且范围也从沿海深入内地。他们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劫掠焚烧，杀戮奸淫，生灵涂炭，村舍荡然。受害范围波及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六省，而以江、浙、福、广沿海最为严重。倭寇和明海盗结合成巨大的武装集团，其头目往往以势力较大的明海盗充当。（摘自中日关系史）有名的是; 1、出身为海盗者：许栋集团、徐海集团、叶明集团、林国显集团 2、出身为走私商者：王直集团、洪迪珍集团 3、出生于或成长于日本者：毛烈集团、陈东集团、徐海辛五郎集团。 明朝当时政治无能，居然想出了祭祀海神以期待其消灭海盗的做法。和清朝用污秽之物泼西方战舰异曲同工。至于后来戚家军，我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的故事。酒徒的小说写到海盗这节，除了描写日本海盗外，还在探讨一个亡国的本族政权最终归宿和走向，酒徒不主张一个民族内部的自相残杀。文中的余佐，原型就是国民党大佬余右任，字也是直接用了右任先生的字。希望余老先生不要怪酒徒不敬。“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这些文字至今让人落泪。 平定辽东后本来就应该和各部族和解，酒徒不认为屠杀、灭族是人类的正常作为。酒徒认为各民族本来就是兄弟。各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才造成了中华民族近两千年的领跑地位。秦本身就不是中原民族，唐太宗的母亲独孤后和妻子长孙氏都不是汉人。如果明清两朝能敞开胸怀接纳进西方文明，东方文明至今还要领先于西方。 至于先生的第三条，酒徒小说中所描述的故事，仅仅是个故事，破绽当然很多。不过比起不能控制的禁军，好像自己儿子带的军队更可靠一些。小说中朱元璋没有进行杀戮不是因为武安国说大臣不反，而是因为在打破一个均衡后，又出现一个新的均衡。以武安国、徐达和李文忠代表的新旧军官团结起来阻止了朱继续杀戮。历史上朱元璋杀大臣也多次利用的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到这里，算是武安国给明朝带来的新鲜东西吧，尽管武安国和他的理想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至于小说中朱的手段，仔细翻看历史的话，这不是朱的原创。 恋战：非常讨厌朱明王朝，要是朱明直接是被满清替代的话可能就好了。至少满清对中国的疆土是有贡献的，应该比共产党还要多吧。所以满清人把他们自己打下的土地卖给列强，我们也没话可说的，当然是除了香港澳门的。而我们汉人的土地以前也就那么多。宋代的时候言论还是比较开放的，就是这个朱明把中国搞坏了，后边的满清吸取朱明的经验，变本加厉，终于越来越烂 酒徒：对历史不能以讨厌与喜欢来理解。历史无法改变，酒徒的小说不过是设想了一个无法证明其存在的“虫洞”。从国土面积而言，清朝比明朝强多了。但是这两个朝代都处于君主社会末期，即从秦、汉时设计的制度已经完全不能适合时代的发展，依然不思革新，必然难免灭亡。作为明朝，还有情可原，因为此时的中国依然走在世界的头几名，明朝接触不到太多的外部文化。作为清朝，则无法回避。目前的辫子戏，只歌颂了所谓的明君，其实非常片面。当时整个西方都开始了资本革命，而大清依然沉醉在天朝美梦中。提着一笔臭字到处题诗的乾隆把西方送来的火器当作奇技淫巧就不说了，同样作为消灭了摄政王而夺位的皇帝，俄罗斯的彼得选择了学习西方科技，推广西方工业。康熙选择了闭关锁国。历史最好横着看，否则人们总会沉醉在自己的梦中。其实即使纵着看，明朝比清朝落后也不多。据内蒙出土的文物，明朝徐达北伐大宁采用的火炮为开花弹，到了清朝，居然又退回了实心炮弹。代表明朝铸造业顶峰的永乐大钟重49吨，而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所铸造的铜钟最重不过6000公斤（都在北京大钟寺陈列，大家可以去看看）。明朝立国后，对朱元璋对蒙古人的态度是，告诫群臣，蒙古作为一个朝代，毕竟曾是大家的父母之邦。每逢庆贺战功，元朝的旧臣居然被特许可以不参加。而大清则剃了所有中国人的辫子，改了所有中国人的服饰，满汉一直不准通婚。早期除了三藩，汉官很少正四品以上（一说为禁止），而明朝的高官，包括了郑和这样的伊斯兰人；明朝《永乐大典》没毁坏窜改任何书籍，清朝的《四库全书》则销书无数。剩下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咱就不说了，大多数人把这些都忘了，据说新编的历史书中就没有（上海版）。酒徒不认为过去少数民族兄弟所做之事，需要现在少数民族来负责。但酒徒的确认为，很多人推崇的版图最大的元朝、和所谓的康乾盛世，中国的汉人其实是亡国奴。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天生被规定不和统治民族平等。只有一个各民族平等的中国，才没有一个民族是亡国者。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至少酒徒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这点上比历史任何一个朝代都好。 至于言论自由， 宋朝的言论自由其实建立在其文官制度基础上。但是不意味着宋朝就具有制度上的优势。酒徒认为，到了唐代中期，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古代君主制度在东方已经到了极致，接下来无论哪个民族当政，都要向下走。可惜的是我们的先人没走出一条合适的变革之路，一直在原地打转。并且宋朝的言论自由，是典型的道德先生掌握了话语权，本身就有很大的弱点。宋代的文人互相攻击，恨不得致对手于死地，只求把对手打翻在地，不顾事实，胜利时对手的观点正确的也一并抹杀。从来没有一个宋代大儒表达过：“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 Qatrej：有不少细节上的错误。作者还是要注意。 比如徐达活着根本不可能封王！大明朝就这规矩，臣子生封公死封王。到南明才有个郑成功破了例，而且那是王爵不值钱的时候了。 酒徒：谢谢，你说得正确，我本来还注意的，写着写着就忘了。不过公爵的女儿是不是也可以叫郡主。 一样的：加入VIP了，叹，咱这样没钱的人，只好慢慢等了。当然我还是大力支持你的，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酒徒：本书在起点开始就是vip啊，不是最近加入的。盗版商不肯付酒徒稿费，只好赚些小钱了。酒徒现在非常需要钱，没办法。 To暗黑启示： 一个劲写战争就没意思了，非主要战争就一带而过。明朝收复云南的战争在第六章就开始了。喜欢看的话请多来捧场。 To loki;没有精确的航海仪器，也没有发现可以预防坏血病的水果啊。 To 梦幻雪精灵:那是冯子铭、姜烨、郑和他们干的事情，别让老武全包了。 |
本周准备出去转转，散散心，也整理一下写作思路，《明》从去年到现在，受到了很多读者的支持，酒徒非常感谢。 从目前来看，本书是不会太监了，从本月开始，vip区更新会加快速度。顺便请盗贴的兄弟手下留情，给酒徒留点儿写书的动力。 目前本书需要一批文官角色，正面的配角，科学院的博士还都没人担任呢，角色要求是对古代科技有所了解，在当时的基础上开发出利国利民的产品出来，特别是农业育种和牲畜改良，酒徒本来设想让明朝北方发展畜牧业，改变百姓的饮食结构，不知是否行得通。发明需要注意是当时的工业基础，在手工基础上能制作的东西。如果哪位读者感兴趣，不妨给酒徒发mail. 武安国目前已经被闲置，估计要休息两到三章，关于本书的发展，酒徒也想听听读者的建议。 顺便帮助猛将如云兄问一下，各位认为苏策宇接下来应该怎么发展，请在留言区留下您的建议。猛将兄是军旅出身，文字和战争还是比较擅长的。 |
转贴一份酒徒喜欢的书评，写得非常到位，如果这样的书评多一些，酒徒绝对会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再次感谢有女同車兄提供这么好的书评。 漫谈《明》的虚无YY主义 名不正则言不顺，我先来给本文的题目正一下名。 在读《明》的过程中，我按照剧情的推进试着逐步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他的世界观。读完第一卷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了一些将来可能剧烈爆发的、导致严重社会动荡的矛盾萌芽。虽然我不能确定这“萌芽”是作者有意埋下的伏笔还是因考虑不周而造成的疏漏。不管怎样，这些萌芽或说祸胎是向着YY的方向生长的。不过，这种YY跟通常的YY小说里惯用的意淫方式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当时我想到了一个词：抽象YY主义。后来，当我读完了第二卷的公众部分后，注意到，矛盾的萌芽在《明》所虚构的历史分支里以经显露出星火燎原之势。由此看来《明》所阐发的YY主义思想决不是抽象的，而且很可能是作者有意抛给读者的题目。如果这个四不象的社会任其按着自己给自己铺设的轨道发展下去，很可能会走向幻灭的结局。所以我把抽象改为虚无，试着以“虚无YY主义”来诠释《明》的宿命。本文不涉及历史相关的和文学相关的问题。 经济是作者在书中第一个探讨的话题。 （一）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 武安国试图以实用技术科学对在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提出挑战。农业（指包括农林牧副渔的大农业）——无论是对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永远都是不容动摇的基础产业。道理很简单，没吃的人就活不下去。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次社会大动乱都是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农业破产的直接或间接结果。对社会造成损害程度最轻的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大破产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次大破产虽然因饥荒而导致了上千万人的死亡却因为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所以并未使整个社会陷入不可收拾的大动乱。 武安国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来到这个时空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自己和身边百姓的生存问题。他采用了改良农具和发展水利建设的方法来促进农业生产。这么做当然是明智的，但他的举措并没有体现出超出前人的智慧。作者在后文里也有意识地想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比如改革农业税收制度、改革耕地分配及流通制度、改良农作物品种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畜牧业发展等。可惜这些设想还是没能跳出前人的思维框子。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清朝乾嘉时期之所以能够破纪录地第一次靠有限的土地养活了过亿的人口，一是受益于摊丁入亩的国策，但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对从海外引进的高产作物的推广。在《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最可行最有效的手段不是守株待兔地等着生物学和农学的历史飞跃而是尽可能地在农作物品种上做文章。可惜武安国（或作者）没有想到这一点。另外，明初的粮食问题尚不突出，因为人口和耕地的矛盾并不激化。那时候农业建设还没有从战乱所造成的破坏中完全恢复，这本来是在农业上以大手笔推动变革的一个天赐良机。武安国之所以错过了这个时机，不是因为他不清楚农业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他更急于推动工商业的发展以期尽快地改变社会的经济结构。在温饱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急功近利地开展工商业的大跃进，这么做在局部地区在短时期内还可是行的，这跟我国现今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模式相似。但是社会的整体发展将越来越滞后于个别地区的突飞猛进，如此的发展模式显然是畸形的发展模式，长此以往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从农业的问题上还可以看出，作者在书中提出来供读者思考的问题决不仅限于我们已经解决了的“历史问题”，还包括我们在现实社会中正面临的问题。 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更加严重。书写到现在这个问题还一直被掩盖着。怀柔及北平地区的工商业发展过热很可能会引发农荒。因为工业的起步阶段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工商业必然跟农业争夺劳动力。又因为丰厚利益的驱使，城市必然跟农村争夺人口。北平府——按作者的说法其人口本来是不够稠密的——但作者巧妙地用移民和战俘缓和了这个矛盾，但矛盾并没从根本上解决，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个矛盾早晚有一天会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明初全国的人口都很少，人口危机不是一年两年就能缓解的，要使全国的人口翻番至少要20几年的时间吧。） 到了那一天，政府将采取什么手段处理这个问题呢？效法英国的圈地运动吗？中国跟英国的情况很不一样，不能寄希望于从海外（日、朝和东南亚沿海）获得足够的粮食。因为当时明的周边地区的农业都没有发达到有足够富余用于出口，所以明在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 现今的中国因为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口激增，粮食产量已经连续几年出现负增长，粮食能否自给的问题非常严峻。对《明》那个时代而言，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将意味着灭顶之灾的降临。 （二）重工业、轻工业、手工业和交通、通讯。 武安国深知重工业是国家工业的命脉，所以他发展工业首先从采矿、冶炼和机械制造入手。先不说重工业的起步有没有可能象书中描述的那么快，就说重工业的效益吧。重工业是需要大量的时间、金钱、人力的投入的，而且不能象轻工业和手工业那样立竿见影，很快地把投入转变成财富。武安国的对策是攀上军工做靠山。没错，这确实是一条捷径，就跟现代中国建国初期在东北和各大城市建立重工业基地的做法类似，以军品为核心，以军品带动民品。但是这么做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朱明政权不可能把奇技淫巧的轻工、手工业放在和作为军事支柱的重工业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轻工、手工（以下统称轻工）业也有它先天的缺陷，那就是对市场的依赖。在整个国家还不够富裕的情况下，有限的购买力是无法满足轻工业急剧膨胀的需求的。在这种情况下，转嫁供求危机的最有效手段就是迅速开拓海外市场。在大航海时代初期的确可以把海外市场看成是无限大的。但象明这么大的国家能靠外向型经济养活全国的百姓吗？明有可能象英国那样成为一个食利国吗？我想这是不大可能的。为了扩大市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空间问题。如果交通和通讯的发展明显滞后于轻工业的发展，那么轻工业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可惜交通、和通讯显然是武安国的弱项。他只想到了用水泥铺设马路，而对民用通讯则一点建树也没有。想想，在一个没有铁路、公路和民用邮政的国家里与轻工业相关的内向型经济怎么可能长足的发展。武安国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他只能发挥自己的专长使个别领域从古代直接进入现代。但按着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进步是需要各个产业部门互相配合的。失衡的产业格局是危险的，随时都有夭亡的可能。 （三）商人、金融、保险、投机和外财 写到这里我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因为《明》所触及的社会问题实在是太多、太杂了。其他读者也不难想到，武安国一个人的能力实在是太有限了，“虽千万人，吾往矣”——光有热情是不够的，浑身是铁能碾几颗钉？ 言归正传，在一个官僚本位的社会里金融业能有光明的前途吗？其实历史上的晋商已经给我们作出了样板。商人——也包括实业家——在集权国家里是不能不依附在权利网上的。不是他们甘心情愿的自投罗网，而是因为公平竞争和特权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商人没有能力限制特权之前他们想要生存就必须向特权屈服。明的权贵们会眼睁睁地看着商人们跟他们平分财富吗？不可能。那么，打压是迟早的事。金融、保险跟商业一样，国家（尤其是贫弱的大国）为了自身的稳定很可能要把它收归国有加以垄断，进而以金融限制商业资本。获利丰厚的产业都是权贵们觊觎的肥肉，武安国靠什么来保护自由竟争的火种呢？ 再说外财。这个外财指的就是象征服高丽后索取的战争赔款之类的财富。就象当初日本在甲午战争后的辛丑赔款，人无外财不富，一个国家得了外财一样可以成为“爆发户”。明在将来的对外扩张过程中无疑会越来越贪婪地搜刮别国财富。这样虽然可以暂时回避国内矛盾，但军国主义思想会象瘟疫一样传染整个民族，蒙古、德国、日本都是走这条路的好榜样。明会不会重蹈覆辙呢？天知道！ 关于经济就先说这些。 大家可能已经明白我说的“虚无YY主义”是什么意思了。 简单地说：如果给我们改写历史的机会，我们想让这个国家避开所有的歧途和弯路。但历史却很难顺顺当当地走上康庄，它好容易避开了这条弯路却轻率地滑入另一个歧途。 （因为才力不敷使用，所以写得很乱。相信会有读者比我看得更透彻，我属此文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明》的书友们更深入的思考。未完待续） 酒徒注：酒徒出差中，这次把工作做砸了，所以也没时间在书友会上和大家多多交流。因为没带底稿，也没法更新公众版，真的很抱歉。马上又是21日了，去年的21日，酒徒因为大家的鼓励获得了自己的幸福，酒徒每每想起去年那一条条短信，心中都感动不已。感谢大家一年来的支持，酒徒会努力把文字写得更好来回报大家的厚爱。 |
本文是山川兄对拙作的评论，酒徒非常荣幸有这样的读者，有女同车、山川这样肯静下心来，在酒徒编织的故事里留下一点思索的读者是酒徒坚持不懈的动力。《明》里边，很多问题作者自己都没有答案，读者思考了，作者的心愿就满足了。 也谈《明》中明之发展之发展（对有女同车兄文中意见的拙见）－山川 有女同车对与《明》中的种种问题可一说是一针见血，实在是意义深远，应该给酒徒大大很好的启发，也许这正是酒徒大大久不更新的一个原因吧（笑）。 因为老不更新小子我也按耐不住，来此灌灌水，给各位大大解解闷。也提出一点小子不同的意见。 现在在《明》的主页里的投票引起好多人的争论。引用badmintonboy兄所言就是在争论是法国式的革命好还是英国式的改革好。但是badmintonboy兄的一句话一语中标：在没有形成一个中产阶级的时候，任何一种模式应该都不成熟的吧。 一、三农问题在《明》中 确实在《明》的世界中怀柔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并且因为武先生的原因怀柔的萌芽起点从科技的含金量与对事物的认知上远远高过现实。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怀柔出现的仅仅只是萌芽。而怀柔的面积在占当时的明帝国面积的多少呢？就算把整个北平都算上我想得出分数的分子与分母也是不成比例的吧。以北平的工业发展吸收当时全中国破产农民我绝对不担心工人太少而担心破产农民太多。当时的中国文人虽然还没有被八股文侵蚀但尊儒怕也是国之大势。在中央朱元璋为了巩固政权才会大力推行新军。注意仅仅是推行新军，在政治结构，经济模式上虽然有小的变动，但大体上仍然是秦汉唐宋之根本。而且这种变动除了海关和国库存银变存金外范围也控制在北平。根本没有也不会有推广全国的趋势。毕竟一个新的事物出现要想让人平静并马上接受不是一个容易的事。而且新政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新政过程出现的种种不利统治的事情如果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按照《明》中怀柔的发展方向和速度那时只怕早就出现了农业的资本主义标准化，规模化了吧。而且当人们对土地的依赖不再时，中国农村多生的传统只怕也会被颠覆吧，毕竟现在还有哪个没有土地的工人狂生他4、5个孩子以保障劳动力的？（如果你不知道农民为何多生而演变出中国喜好多生的传统的话那就去多问问吧）那又何来的人口狂增？ 二、轻工业、重工业、手工业的发展 做出了产品干什么？当然是卖了。如果卖不出去了怎么办？卖的更远，如果更远的地方也卖不出去了怎么办？再卖的更更远。不好交通到不了那怎么办？先不谈在一定时期内北平的生产力是否能够满足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半岛，可能还有一部分欧洲市场（这不是不可能的，只是它的输出量不大，也及有可能会催生另一种情形，以后再说）让其达到彻底的饱和。（至于为什么是一定时期内前文以有论述，当然了我说的产品是轻工业制品毕竟当时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重工业除了军工外。而军工不太可能开放的如此之快）这时就会出先两中情况：一、当产品因为交通的原因而不能卖的更远时人们就会思考并解决问题，毕竟在《明》中不是只有武安国一个人有脑子。有了要解决交通问题的需求自然就会有解决交通问题的方法。它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发展快的地区先行（首推北平）→连接主要城市的公路（及有可能得到政府支持，因为好处明显：朝廷调兵及传递信息速度更快）→覆盖某一区域的省级公路（购买力强的省、市，例如：北平、江苏、浙江，战略重要的边区，例如：长城沿线，急需开扩的市场，例如：辽宁和与朝鲜、女直各部交界的地方等，先行然后各地依照发展速度及规模逐渐普及。） 当这些也不能满足发展的时候肯定会出现模仿朝廷驿报制度而在民间出现民用邮政的雏形。民用邮政的出现是为满足什么需要呢？这就牵扯到了第二种解决生产过剩的方法： 众所周知市场可以按照买卖双方谁作为主导地位而划分为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现在的北平市场是典型的卖方市场。不管捣腾出的是什么玩意不用愁销路，只管拼命生产就是（一北平一市的能力拼命生产又能生产多少呢？）当市场真正出现饱和的时候（不管卖哪都卖不出去了包括欧洲）恐怕商家就会自然的想到怎么做，做什么才能满足消费者？只要有一个商家开了此例，那么这一市场终将变为买方市场。而买方市场中对与商家最中要的就是信息，出现邮政也不足为奇。而且其经济销售模式必然会呈现内向→外向→再内向→再外向→最终同步（毕竟有新东西当然是从国内开始推广了）而要想达到这一模式又需要多长时间？不要告诉我给我十内我当完成一切！而在这段时间内明帝国的农业就真的是毫无建树？ 再说轻工业的地位问题，当你在日常的生活中都离不开它的时候你还能否定它的地位么？现在北平已经形成了但凡有新东西就必然会先向政府输入的惯例那么政府在日常生活中能离开那些动西么？（夏天不让你开空调，冬天不让你用暖气、做饭不让你用炉子、出门不让你坐现代化交通工具看你不疯？）这种情况下我倒想不出会有什么发展失衡？要说真有失衡只怕也是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跟不上轻工业的发展速度的失衡。（重工业发展所要求的资金、技术的支持远非轻工业可比自然发展的难度也大大增加。而偏偏重工业是国家支持的所以产业格局的巨变不大可能。） 三、商人、金融、保险、投机和外财 先说靠什么来保护自由竟争的火种。实际上不论燕王是否愿意，他本身的政治前途已经牢牢的与北平新政的成功与否捆在了一起。而切按照《明》的发展他本身很可能成为北平利益在朝廷中的政治代表。这难到不是保护伞？从股票的开盘起，实际上燕王的经济利益就已经和金融有了联系。这种联系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深。别的地方不好说而在北平，金融资本的国家化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因为燕王也会是这一现象的直接受害者。至于外财嘛，在整个国家仍然以儒家思想为主题思想的时候偶尔为之也许无妨，经常来嘛恐怕。。。。。 再说了放眼东亚、东南亚又会有多少外财呢？毕竟最富的好像是中国吧。最后我还要再次强调当时的明帝国只有资本主义萌芽而没有资本主义，要想将社会从封建社会转为资本主义必会有一场革命（古往今来的历史都是左证）而革命无论规模多大、时间多长都将是一场明帝国内部各个势力的大洗牌。在这个大洗牌的过程中许多问题都将被隐藏和搁置，而许多矛盾也将爆发，哪还有时间关注外财啊？？？？？？ 简单来说女人同车兄犯了一个简单的哲学错误：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呵呵。。 一点拙见，纯属游戏之作。欢迎各位高手砸砖，希望在砖头猛砸的过程中小弟也能得到提高。 |
从中央银行、钞票与金银比价说开去 最近这几章货币问题写得比较费力，酒徒不是金融专业，所虚构的金融故事难免贻笑大方。但其中一些细节，还是希望大家能和酒徒一同探讨。文中资料都是来自前人的研究结果，酒徒属于照搬照抄，抄得不对地方，欢迎大家指正。 首先说一说中央银行，关于故事中的通货膨胀问题，很多朋友建议酒徒虚构一个中央银行出来。这个建议开始酒徒非常心动，仔细考虑之后认为，哥们，这缺德事情咱不能干。原因酒徒曾经提及，在封建君权时代，君主出言即为法律。中央银行的建立与货币发行完全依靠国家信誉，但中国古代的封建政权对百姓往往是最不讲信誉的，其权力又不接受百姓监督，所以建立中央银行容易，破产也容易。明显的例子就是金朝的纸币。金朝初起时，军事上四面出击，发了战争财，上下骄奢糜费。后来四面受敌，军费开支太大，财政极端困难，就滥发纸币。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以后，取消纸币七年作废一次的限制，不限发行数量，不管兑现，不备钞本，并且不断发行新钞，扩大交钞面额。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在已经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发行面额二百贯到一千贯的大钞，结果币值跌成千分之一，一贯钞币实际只值一文钱。百姓的资财受通货膨胀影响瞬间即化为乌有，当时称作“坐化”。贞祐三年又发行新币“贞祐宝券”。一年后，宝券又跌到每贯只值几文钱。贞祐五年再发行新币“贞祐通宝”，一贯当宝券一千贯，再跌成千分之一。至兴定五年（1221年），银价已上涨四十多万倍，元光二年（1223年）银价已涨到六千万倍。与其信任这样一个朝廷，倒不如信任黄金实在，好在这个星球上到目前为止，黄金探明储量不多。 再说一下大明宝钞，明代只发行了大明通行宝钞一种钞币。洪武八年（1375年），设立宝钞提举司，立钞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它的形制基本仿照元钞，花纹结构、款式格局都差不多，桑皮纸印刷。面额按铜钱从一百文到一贯共分六种。一贯的宝钞，长一尺，宽六寸，是我国最大的钞币。允许与铜钱混合流通，但政府发钞不兑现钱。每钞一贯，折钱一千文，银一两，钞四贯准黄金一两。明代钞法，沿用元制，不限地区和流通时间，不定发行限额，没有发行准备金。宝钞的印制和发行都集中于中央政府。为了推行宝钞，曾实行“户口钞盐法”（每户大人配盐一斤，收钞一贯）、“门摊课程”（店铺商人用钞交纳门摊课），强制商民用钞，但收效甚微。弘治年间（1488—1505年）宝钞已无人使用。 从官方规定的宝钞兑换价格来看，一贯钞的价格是一千文或者白银一两，四贯钞为黄金一两，所以明初金银比价为一比四是基本正确的。明朝中后期银价一直下跌。满清入关后，由于战乱，银价又回升到洪武初年水平。这中间不能与铜钱做比例计算，因为铜钱由于私铸和滥发贬值更甚。若按米计，洪武初年每石值银四钱六分，明末崇祯年间每石约需银一两一、二钱。清康熙年间每石值银五钱九，清末光绪年间为二两一七。银钱比价的变动，受打击最重的是市井小民，因为他们能够出卖的只有劳动力，生活用品都需要购买。卖出的劳动力换不回生存物资时，就是社会治安极大破坏时。这种破坏对城市文明的打击几乎是灾难性的，后果仅次于满清入关在江南一带的作为。 金银比价，酒徒找到的资料在中国唐朝大约为一比五左右，维持了相当长时间。至宋初为一比六点五二。明初经历百年蒙古人劫掠，黄金和白银的比价为一比四，到明朝中期则为一比七到八，明末为一比十左右。清乾隆时为一比十四左右。有人经常把乾隆年间的国库存银和明朝比较，以此证明大清皇帝英明，实际上有些瞎掰。价钱已经跌了三倍，还有什么可比性。况且一个国家的国库存银过多，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公众产业投入的不足。不过封建王朝皇帝通常不会把钱花到公共产业上，下几次江南，封几次泰山，再遍地造些寺庙和行宫，家底也就踢蹬光了。好在这些家伙终究有个寿终正寝的时候，没有像某些电视剧导演希望的那样，“再活五百年”或者“燃烧自己照亮大地”！ 鸦片战争后，白银在中国的行情一路飙升，没办法，都赠送给友邦了。导致后来中国民间，特别是割据地方之间换了一种货币－鸦片。这是另一个话题，牵扯过多，在此不细说。 白银作为货币本位本来就不科学，中国古代以白银重量作为货币，实际上包含了对中央财政信誉和能力的不信任。在西方纷纷采用计数货币而不是计重货币后，银两在中国依然持续使用了很多年。后来因为西班牙和墨西哥银圆的出现并受到民间欢迎，政府才开始着手考虑铸银币事宜。不过那时候，中国已经没多少白银储备，电视里随便一个皇帝就是英明神武的朝代也瓦解于辛亥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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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愤青时代写的一篇杂文，一些年少轻狂的记忆。 这篇稿子写于六一，一直没有发出，一是不愿破坏节日的气氛，招人嫌，另一个原因，不说也罢。现在还是要把它贴出来，因为有些伤口，即使你不提它，它依然存在，隐隐作痛） 穷孩子的梦想 又到六一了，也许是年龄越来越大的缘故吧，每年这个时节总是想起自己小时候，然后对记忆中那个没出息的小不点儿笑笑，很惨然。 因为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快点长大，用一块钱买二十根儿冰棍儿，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自己独享，谁也不给！ 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却是振兴中华。记得班上的一个同学用毛笔写了漂亮的“振兴中华”四个大字贴在黑板报栏，老师还教育我们要向他学习，做一个有理想的少年。 然而我却固执着自己的梦想，买二十根儿冰棍儿，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自己独享，谁也不给！要吃牛奶的，尽管小豆的可以买三十根儿，但我就要吃牛奶的！ 这个梦想不能跟人说，我却带着他，在塞外小镇的旷野中长大。 那时候爸爸妈妈都很忙，经常加班。但每月也只有三十几块钱。几乎每到六一我都要“例行”逃学，因为那天学校有活动，要穿新球鞋，我没有，家里也不给买。记忆里最奢侈的时候就是妈妈发工资或心情好的时候，给我一个大崩儿，买根冰棍，不敢咬，因为那样吃得太快，通常是含在嘴里，慢慢地等他化掉，回味无穷。 其实也曾经富过，过年的时候的压岁钱加起来有五六块还多，但照例总是被父母收回，说等我长大后给我。于是我就拼命的想长大。 后来自己终于长大了，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上千根儿最好的冰棍儿，却再也没有吃冰棍儿的渴望。即便在和家人闲谈时，也不敢再提起。因为母亲的单位已经在某公所主持的“抓大放小”的潮流中被卖掉，她的退休金已无着落，虽然我们和父亲都说养得起她，也的确养得起他，却无法抹去她眼中的忧郁。过年时，看着一向要强的母亲卑微苍老的身躯，我们兄弟几人都无能为力。我们都知道那百十元的退休金不够我们一顿饭的开销，却代表着母亲前半生奉献给国家的价值，如今在她自己心中，她已是个需要人供养的废人。我那二十根儿冰棍的梦想，足以打碎她所有的精神支撑。因为在我最想吃冰棍儿的时候，她为单位的所有加班，都是为“四化建设”而无偿的。 九八年领导要我写一篇歌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变化的文章，尽管当时我身在北京，已经去过了深圳、广东、上海，看尽了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却迟迟不能下笔，最后以学工科的写不好文章而推掉。因为纵使我写尽世上所有颂歌，依然无法面对母亲的眼睛。很惭愧自己虽然在京数年，依然买不起一套经济适用房，把父母接来，安享晚年。而母亲却总在信中安慰我，说她以我为荣，因为在左邻右舍中，我是最有出息的孩子。我小学的六十几个同学，除了父母由背景的之外，大多数已下岗，在街上摆地摊儿为生。能够飞出小镇的，不过四个。 我很幸运的，飞了出来，把小镇远远抛在了回忆中。将来我的孩子，将不再以冰棍儿为理想，他们能和大城市的孩子一样，在年少的梦里，指点江山。而我小学同学孩子，我不知他们的梦与现实是什么，但愿，每个有梦的明天不再有泪。 后记；写这些文字很累，搁笔之后，心情郁结。我并不想揭示些什么，或反对些什么。只是生在变革年带，我们这些承受阵痛的小人物不过是锅里的小鲜，至于清炖还是红烧，自己是无法作主的。且夫天地为炉，阴阳为炭。 |
资料篇 1、关于贴木儿的实力，很多人置疑。感谢负天下人网友留言，让酒徒想起了给大家提提历史上的贴木儿。以下为负天下人的留言。 1382年帖木儿消灭了存在了130年的克尔特人的西阿富汗古尔王朝。开始向东伊朗进军，波斯人的赛尔巴朵尔公国投降。贴木儿开始进攻西伊朗，打败了札刺儿人的蒙古王朝，国王阿合木-札刺儿逃到埃及马木路克那里。接着，贴木儿在库拉河下游打败脱脱迷失。贴木儿占领了穆什和库尔德斯坦的土库曼黑羊朝(喀喇-科雍鲁朝)，首领哈拉-玉素甫逃亡埃及。最后又占领了穆札法尔王朝统治下的法尔斯(泄刺只)、伊斯法罕。 白帐汗斡儿答的第六位继承者兀鲁思汗(1361-1377年在位)与他的侄子脱脱迷失之间展开战争，兀鲁思死后，他的两个儿子脱黑脱乞牙、帖木儿灭里先后继位。脱脱迷失在帖木儿的帮助下，打败了帖木儿灭里，使自己成为白帐汗。接着脱脱迷失打败了金帐汗马麦，登上金帐汗位，重新统一了祖先术赤的领地。于是脱脱迷失开始了对贴木尔的数次战争，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德里苏丹国在1335年时几乎囊括了整个印度，其后不久分裂。德里苏丹国失去了德干，该地形成了巴曼尼小苏丹国、孟加拉、乌德(札温普儿)王国、古吉莱特。这些地区穆斯林国的割据削弱了德里苏丹国，它只拥有旁遮普和多阿布。1398年贴木尔消灭德里苏丹国。1400年贴木尔击败马木路克军，占领大马士革。1402年贴木尔又征服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于是，帖木儿帝国统治了原伊尔汗国、印度河、钦察汗国，成了巨大无比的；蒙古；第二帝国。 2 战舰时代 写最近几节时，参考了无敌舰队覆灭记，具体资料如下。 1588年5月末，西班牙“无敌舰队”从里斯本扬帆出航，远征英国。这时“无敌舰队”共有舰船134艘，船员和水手8000多人，摇桨奴隶2000多人，船上满载2．1万名步兵。显然，腓力二世是要利用西班牙步兵的优势，运用传统战法，冲撞敌舰，在强行登舰后进行肉搏，然后夺取英国船只，经英吉利海峡直捣伦敦。英国方面做了迎击准备，由霍华德勋爵任统帅，德雷克任副帅。英军共有100多艘战舰，载有作战人员9000多人，全是船员和水手，没有步兵。英国的战舰性能虽不如西班牙，但由豪金斯做了改进，船体小、速度快、机动性强，而且火炮数量多、射程远。这种战舰既可以躲开西班牙射程不远的重型炮弹的轰击，又可以在远距离对敌舰开炮，以火炮优势制胜。 8月6日，“无敌舰队”到达法国加莱，停泊在海上，想与驻佛兰德尔的西军联系。由于后者未能及时到达，会师计划落空，后面又有英舰尾随，无法等待，只得继续前进。第二天夜间，昏暗无光，云雾重重，海面刮起强劲的东风，西班牙船员都已进入梦乡。英国人巧施妙计，把6艘旧船点燃，船内装满易燃物品，船身涂满柏油。6条火龙顺风而下，向西班牙舰队急驰而去。顿时，火海一片，烈焰熊熊，“无敌舰队”一片混乱，在断缆开航时各船乱成一团，有的相撞沉没，许多船只烧毁。 8月8日，两军在加莱东北海上进行了会战。西班牙的战舰高耸在水面上，外形壮观，但运转不灵，虽然人数和吨位占优势，却成为英国战舰集中炮火轰击的明显目标。英国战舰行动轻快，在远距离开炮，炮火又猛又狠，打得“无敌舰队”许多舰只纷纷中弹起火。西班牙开炮向英舰射击，却不能命中英舰，英国舰只尽可能避免进入西班牙火炮射程之内，在远处灵活闪避，活动自如。这种远距离炮战使西班牙舰队的步兵和重炮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激烈的炮战持续了一整天，直到双方弹药用尽，轰击才告终止。“无敌舰队”被打得七零八落，两只分舰队的旗舰中弹、撞伤，一个分舰队司令被俘。 剩下的西班牙舰只乘着风势向北逃窜，准备绕过苏格兰、爱尔兰回国。 狼狈逃窜的西班牙舰队弹尽粮绝，更倒霉的是在海上接连遇到两次大风暴，有的船只翻沉了。不少士兵、船员被风浪冲到爱尔兰西海岸，被英军杀死。到1588年10月，“无敌舰队”仅剩43艘残破船只返回西班牙，以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惨败。而英舰没有损失，阵亡海员水手只有百人左右。 3风帆战列舰 风帆时代的战列舰基本上全为木材建造的风帆战舰，有时在水线以下包裹铜皮。动力为风帆，武器为前膛火炮，发射用于摧毁船体的圆形弹丸以及杀伤人员的霰弹、破坏帆具的链弹。 十五世纪末，主要是两个领域的技术进步产生了最初形态的战列舰：一是冶金技术的提高使前装滑膛炮逐渐成为一种可靠的武器；二是航海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建造较大的船只，以风力而不是人力航行。于是出现了装备许多火炮的大帆船，海战的战术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不再依靠原始的接舷肉搏，代之以远距离的炮击。船的艏艉因为狭窄，一般只能安装一两门轻炮，主要的火炮一般装在战舰的两侧，通过两舷开设的炮孔射击，这种安排直接影响了海战战术：侧面对着敌人排成首尾相接的一列长队，比较利于一支舰队发扬火力，这样每条战舰都有一半的火炮能对敌射击。较小的军舰从此不能投入主要的海上战斗，而只能担任巡逻和侦察这样的任务，因为舰队的威力在于战舰排成连贯的长队，就象一根链子，连接部分如果薄弱，整个链条的力量就不会太强。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期间发布的《海上作战条令》明确的把纵队定为海军作战时的标准队形：“各分舰队的所有战舰都必须尽力与其分队长保持一线队列前进……”。 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战列舰的外观和战术都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舰队的行动完全依赖风力，机动能力有限，在交战双方实力量相差不多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集中兵力都十分困难，海战变成平行航向的两支舰队之间冗长的交火，往往不能出现决定性的战果。 17世纪70年代后，英国海军按照以下标准对舰船进行分类： 一级舰----三层炮甲板，火炮100门以上，定员875人以上，排水量2500-3500吨。代表舰船为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纳尔逊海军上将的旗舰胜利号。 二级舰----三层炮甲板，火炮90-98门，定员750人左右，排水量2000吨以上。 三级舰----二至三层炮甲板，火炮64-80门，定员490-720人左右，排水量1300-2000吨。这是英国海军中数量最多的主力舰只。 四级舰----两层炮甲板，火炮50-56门，定员350人左右，排水量1000吨以上。 上述四级舰均被称为战列舰。规模在此之下的舰船被归类为护卫舰（Frigate）、巡航舰（Corvette）和单桅纵帆船（Sloop）。 如果一支舰队有十艘四级舰的话，每门火炮在战斗中只打二十炮，一支舰队所消耗的炮弹数量即超过一万枚。上次有网友指责说酒徒笔下火炮密度超过了二战，酒徒没有证据反驳，但也没有二战时期火炮密度数据。所以无法回答。但就17世纪动辄打上几天的海战而言，好像一次攻击消耗上万发炮弹还是可能的。特别是英西海上战争已经英荷海上战争，具体情况还请大家指教。 又即： 鸦片战争时期，大清战舰定制长十一丈至一丈九尺，宽二丈三尺五寸至九尺六寸，所有战船均不得超逾此制”，船炮也多沿袭明代旧制。实力如此悬殊，英舰对中国炮台和战船的攻击几乎完全是一边倒的结局，整个战争英军伤亡加失踪不到1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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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一篇书评，感谢阿飞兄好文字。 英雄之歌 跟随酒徒的步伐，观看武安国等人和大明王朝的发展，已有年余。 最初，我以为这部书不过是众多网络小说中时空男游记之一。但随着北平的发展，酒徒笔下的世界逐步清晰，我又将这部书划入到只是展现作者理想社会的YY改革类（称之为革命也无不可）。直到平南，我才真正发现，我错了，这是一本讴歌英雄的书。 英雄，是一个内涵广泛的词汇。古今中外，每一个人心目中的英雄都不同，即便是一个人，不同时期心目中的英雄也不同。如果一定要寻找英雄的交汇点，我想，应该是超凡。 李善平，人如其名，善良而平凡，一个瘸了双腿的穷书生。倘若没有遇到武安国，恐怕一生至多是一个有十多个门生的乡村学究。但是，当他从北和林城墙上跃下的那一瞬间，他完成了他的英雄之路。这条路，是由浩然正气和过人智慧铺就的。常说：有才无德乃小人。李善平如果只有过人智慧，其不过是历史长河中小人的一分子；如果只有浩然正气，纵然可书于青史，也不过落个愚儒的结论。正因为李善平成功的将正气和智慧相结合，才成就其英雄之名。 反观如今小说，才智出众者不乏其人，而有此浩然正气者鲜矣。每读至李善平一跃，我必为之扼腕长叹。 王雨飞，也是人如其名，腿快，能跑。倘若没有沐英平南，我看作个邮差到是极有前途。但是，当他累死在白石江畔时，站立阻杀的尸体已经化为英雄的雕像。这雕像，是军人之勇和圣人之仁铸就的。王雨飞如果只有勇猛过人，其不过是一个勇张飞型的武夫；如果只有圣人之仁，也不过是落个“汉奸”骂名。正是王雨飞以珍爱生命的仁包容斩敌夺关的勇，才使其步入英雄之列。 再看如今小说，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尚嫌不足，非要弄到斩杀百万方显其勇。但不知，没有仁为基础的勇，是否可划入屠夫？ 英雄，不一定就是死者的荣誉，生者亦有。 朱元璋，这个据说可以和酒徒相媲美的帝王，当看到武安国所献的世界地图时，超越成吉思汗的雄心足以使其在称号上带个“雄”字，但究竟是枭雄，还是狗熊，单凭此点不足语。当其感怀自身少年凄苦，计天下鳏寡孤独废而赈济时 |